《水浒传》其实不是写农民起义的,你知道作者真实的意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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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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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白云雁水 」发表观点
2020-11-16

《水浒传》确实不是描写农民起义的。要知道作者的真实意图,必须从《水浒传》的实际描写出发,并把这些描写放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加以认识。

宋江起义的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宋徽宗不以国事为念,沉迷于声色犬马;“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江南的应奉局、造作局豪夺巧取,运送花石至京师的船只络绎不绝,广大民众不堪重负,中产之家也至卖妻鬻子;山东、河北等地设西城司,增加赋税,水旱不免;还有每年进贡给辽、夏的银绢以百万计,都要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不堪忍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广大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以武力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方腊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水浒传》并没有去反映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本质特点,读者很难从作品中看到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农民所引起的反抗斗争的正面描写。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中,除一部分原是朝廷将官外,其余的主要是梁山泊周围大大小小山头上的头领。然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头很难说有一个是农民起义的据点。例如,桃花山上强要民女做压寨夫人,专门“下山拦劫过路客人钱财”的周通;少华山上“薅恼村坊”、不让附近居民上山打捕野味的朱武、陈达、杨春;白虎山上“和本乡财主争竞,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聚众占山,打家劫舍的地主少爷孔明、孔亮;清风山上“因为消折了本钱,流落在绿林丛内打劫”的燕顺;枯树山上“平生只好杀人”的鲍旭;芒砀山上“商量了要吞平梁山泊”的樊瑞、 项充、李衮;对影山前“比并戟法”、争强斗胜的吕方、郭盛;以及登云山里聚众打劫的邹渊、邹润等等,说他们是农民起义的领袖,确实很难让人接受。正如很难让人承认原来占着二龙山“聚集着四五百人打家劫舍”的邓龙一伙是农民起义,承认扬子江里以劫人钱财为生的截江鬼张旺和油里鳅孙五是造反英雄一样,如果硬要将后者与前者加以区别,只不过前者后来归顺了梁山泊、参加了宋江的事业而已,而后者只是一伙乌合之众。

宋江所领导的梁山泊,与以上所说的大大小小的山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宋江起义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严密的组织建制,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实现了起义的目标。在《水浒传》作者的心目中,宋江起义与方腊起义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起义,因而他对这两种起义有着爱憎鲜明的不同态度。

在作者笔下,方腊是歙州山中樵夫,“因朱勔在吴征取花石纲,百姓大恐,人心思乱”,便 “乘机造反”,他们“占据州郡,擅改年号”,“自为国主,独霸一方”,真正和腐朽的赵宋王朝有不共戴天之势,非推翻赵宋王朝不会放下武器。这样的起义,应该说是真正的农民起义。然而《水浒传》对方腊的起义却持否定态度,对方腊深恶痛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宋江等人将方腊起义镇压后,作者深有感触地说:“神器从来不可干,僭王称号讵能安!”谁胆敢凯觎皇权,谁胆敢犯上作乱,方腊的结局就是榜样。而“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州占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所以受到作者的同情和肯定。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聚义”与“造反”是绝不相同的。宋江等大闹江州,火烧无为军后,李逵曾说:“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的?”并且喊出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口号,却遭到戴宗的呵斥。李逵的意见显然是不被宋江等人所接受的。在作者看来,宋江这伙人的行为不是“造反”,只是打击贪官污吏,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正如阮小五在抗拒官军时所唱的渔歌那样,他们是“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为了避免梁山泊一伙走到方腊式的造反道路上去,《水浒传》安排有造反倾向的晁盖被曾头市的史文恭射伤而死,并让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竖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所谓“忠义”,按作者的说法就是“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权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替被奸臣蒙蔽的赵宋天子来整顿社会秩序,惩治贪官污吏。既然《水浒传》作了“在晁盖恐托胆称王,故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的安排,作者怎么可能把宋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英雄来进行塑造呢?说《水浒传》描写农民起义的,显然与作品实际不符。

有一种传统的看法,以为梁山全伙受招安标志着这支起义军的失败。其实,《水浒传》作者并不这样看,他把宋江等人的接受招安描绘成节日庆典。你看那“从梁山泊直抵济州地面,扎缚起二十四座山棚,上面都是结彩悬花,下面陈设笙箫鼓乐”,宿太尉骑在马上,张叔夜在后相陪,吴用等乘马跟着,至梁山泊水滨,“香烟拂道,宋江、卢俊义跪在前面,背后众头领齐齐都跪在地下,迎接恩诏”;“三关之上,三关之下,鼓乐喧天,军士导从,仪卫不断,异香缭绕,直至忠义堂前”——这场面写得何等瑰丽壮观!这种节日气氛的渲染,胜过梁山泊上重阳佳节的酒会,也胜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大典。在《水浒传》作者眼里,梁山泊全伙受招安是这支起义军的真正胜利,因为梁山泊上绝大多数头领多年的夙愿实现了,梁山泊起义的基本目标实现了。作者所要描写和歌颂的正是这种以招安为目的的起义。

以招安为目的的起义是宋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只有了解这种文化现象,才能够对宋江的起义作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分析。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属于什么性质的起义?前面笔者已经做了介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宋江故事在南宋流传中呈现出新的特点,那就是,他们认为宋江起义是与方腊起义不同性质的起义。在人们心目中,宋江是受了九天玄女娘娘天书而“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的“呼保义”。而“保义郎”正是两宋之交朝廷招安忠义军头领所授的基本武官官阶,在宋代武官中属于很低的一个职级。宋江自呼保义,说明他没有野心,所谓“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迹”,因此得到南宋士大夫的普遍欢迎,朝廷也允许讲说宋江的故事。龚开在《宋江三十六赞并序》中给宋江的赞语是:“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正是对宋江故事在南宋流传特点的一种概括。

还有一点值得说明,由于宋江故事在流传中突出了“忠义”的特点,所以南宋时期的许多忠义故事被整合到宋江故事中来,极大地丰富了宋江故事的内容。在南宋流传的宋江36人中,有不少是南宋著名的忠义军头领和爱国将领。现略举几例如下:

大刀关胜本是济南府(今山东济南)的一员将领,骁勇善战。建炎二年(1128)冬,金兵围攻济南,关胜引兵拒敌,金人无机可乘。济南府知府刘豫早已心怀不轨,于是杀关胜降金,后来刘豫在金人扶植下建立了伪齐政权,为人民所唾弃。《水浒传》作者为了纪念关胜这位抗金英雄,让他上了梁山泊。

铁鞭呼延绰(《水浒传》为双鞭呼延灼)的原型是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手下将领呼延通。绍兴六年(1136),呼延通在宿迁县(今属江苏)与金人牙合孛交锋,两人苦战多时,最后扭打在一 起,从马上坠落于坑坎中。牙合孛用篦刀刺呼延通腋下流血,呼延通死死掐住牙合孛的咽喉不放,终于生擒牙合孛,《水浒传》中呼延灼活捉韩存保便是前一故事的翻版。 船火儿张横和浪里白条张顺,一为南宋初年太行山忠义军头领,一为南宋明末年襄郢西山民兵部将。张横是抗金英雄,绍兴五年(1135)秋,张横败金人于宪州(今山西静乐),擒其守将。张顺则是抗元英雄,咸淳八年(1272),张顺与张贵带领西山3000民兵顺汉水援救襄阳 (今湖北襄樊)。这时襄阳已经被元军围困5年,宋军多次救援都遭失败。张顺等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转战百余里,到达襄阳城下,给予城内守军极大鼓舞。及收军点视,独失张顺,几天后有浮尸溯流而上,披甲胄,执弓矢,直抵浮梁,军中惊以为神,襄阳军民将其敛葬,并立庙祭祀。《水浒传》中“涌金门张顺归神”一节便是这段史实的摹写。

《水浒传》描写的不是农民起义,除了宋江起义的历史事实,水浒故事流传的社会背景和材料来源,以及《水浒传》的实际描写以外,还有《水浒传》成书以后的遭遇,也能够说明《水浒传》不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 尽管《水浒传》何时成书现在还有争论,但是现在所知《水浒传》的最早刻本不是民间坊刻本,而是明嘉靖年间都察院刻本,都察院是朝廷监察各级官吏、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机构,由都察院出面刊刻《水浒传》,自然如鲁迅所说:“世人视若官书”。如果说明朝都察院刊刻一本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来鼓励民众造反,这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水浒传》在明代流传时,都冠有“忠义”二字,书名就叫《忠义水浒传》,或者就干脆叫做《忠义传》,这与宋江故事在宋元时期流传的基调是一致的。如果硬要说历代统治者都容忍人们公开宣扬造反,那就缺乏起码的政治常识了。

当然,从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 六月二十三日由朝廷发出第一道禁毁《水浒传》的命令以后,《水浒传》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朝廷由推崇《水浒传》变为禁毁《水浒传》。清代统治者 也沿袭崇祯皇帝的这一政策,坚持禁毁《水浒传》。这当然说明《水浒传》确实有不利于统治阶级统治的思想内容,不过,细致分析,这里还有其他原因。崇祯十四年 (1641)二月,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评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由贯华堂刊行,金本《水浒》只保留了《水浒传》前七十回,所谓“削忠义而仍《水浒》”,并通过评点大骂宋江“假忠义,真强盗”,凸显了《水浒传》中的反抗性内容,加上当时正是农民起义如火如茶的年代,这自然会引起统治者对《水浒传》的反感和恐惧。清代在多次禁毁《水浒传》时,都注明“即《五才子书》”,如乾隆十九年(1754)、道光二十四年(1844)、同治七年(1868)的禁令,无不如此,说明所谓统治者禁毁《水浒传》主要是针对金(圣叹)本。事实上,清代所流行的《水浒传》,全部是金批《第五才子书》,以至于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一般人还不知道有多于70回本的《水浒传》,后来发现120回的《水浒传》还惊喜不已,出版时特意取名为《一百二十回的水浒》。

综上,可以启发我们,《水浒传》从成书到流传,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作者的真实意图,绝不是描写农民起义,而是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和条件下,作者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撰写的一部作品,这就难怪“文革”时期,批判《水浒传》时,直接把宋江等人定性为投降派了。

网友「白下讲堂 」发表观点
2020-07-26

《水浒传》与农民起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里面就根本没有农民。里面的人物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有如宋江之流的小吏,有如卢俊义之流的财主,也有过去的将领,还有土匪强盗、地痞无赖。但是,他们与其它人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有追求,他们不愿在这一隅之地度过余生。即使是李逵这样的杀人魔王,也说过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晁盖做大皇帝,宋江做小皇帝,大家都做大臣这样的“人生理想”。所以,《水浒》的本质就是在写,一个时代中,无法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者,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际上,招安是这些人最好的下场。在历史上,真正“夺了鸟位”成功的只有刘邦与朱元璋,但这两人一是开启了杀戮功臣的历史,另一个杀戮功臣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即使真是这帮人夺位成功,首先一个国家不可能出现两个皇帝,晁盖宋江先要对杀,然后就是要清除这帮老弟兄了。所以,宋江毒死李逵,也就是一个缩影而已。

《水浒》告诉我们,在那样的时代,如何考不了科举,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究竟有哪些。但是,宋江最终失败了,说明这个社会根本不会给不配合这个体制(哪怕是曾经不配合体制的人)任何机会,而这个社会,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现实中,也已经走向了尽头。(一向认为作者施耐庵或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

网友「农人心田 」发表观点
2020-07-28

其实毛主席对“水浒传“这部书说的已经很清楚:“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其实水浒这部书作者的意图就是写当时政府的官员腐败,导致的农民起义造反,再加上宋江天生会笼络人心,使天下好汉聚集梁山,本想小打小闹,没想到后来发展成梁山一百单八将,小卒无数,引起了朝廷的恐慌,多次围剿不成,便启用招安的方式,将梁山好汉骗入宫中,使用各种方法消灭他们,最后落了个悲惨结局。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生于1296年至1370年,江苏兴化人,19岁中秀才,29岁中举人,36岁中进士,一路顺风顺水,后来做官之后,由于诸多原因,弃官隐居民间。施耐庵写水浒这部书的真正意图是:揭露官府腐败,阴险狡诈,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好话所蒙蔽。如果当初的梁山好汉将他们的队伍壮大,不走招安这条路,那么他们有可能事业成功。但是宋江没有这样做,他走的是和平解决共同发展的路子,没想到朝廷官员另有计谋,最后将他们收网打尽。

水浒这部书其实是很悲伤的,他给人们一个启示,做人要有一定之规,不要被别人所左右,对一些心怀鬼胎的国家或人应有自己的坚定信心,绝不手软,不要被他们的巧言话语所迷惑。

网友「抬头见喜XY 」发表观点
2022-02-14

水浒传所写并非是农民起义,是市井无赖,没落贵族,不得志的小官吏们的聚集。其本心还是站在朝庭官僚立场的,聚义只是不满自己的遇境而做的表面文章,一旦得志还会露出真相的!作者把梁山好汉的下场写的如此凄惨,就是告悈农民不要造反,梁山好汉的下场就是教训!方腊的义军才是农民起义的代表。当然水浒传的艺术性还是不能否定的。

网友「鹏程 」发表观点
2021-10-08

作者真实意图用八亇字来概括:除暴安良,替天行道。

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自问世以来深受正直刚义之士追捧喜愛。从晁盖创立"聚义厅"到宋江继位改名"忠义堂",宋江胸无大志,腹无良谋,甘当朝廷奴才,梦想荣华富贵,"招安"投靠朝廷,致数英雄豪杰葬身于奸侫毒鸩,美梦成噩梦,历史拉下这段帷幕。

伟人毛主席喜欢读水浒,来看看伟人的评价吧:"一部水浒,好就好在投降,让人们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可见伟人是痛恨投降派的;再看看伟人对"英雄"的认可,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林冲与武松谁是真英雄?",身边有人回答是林冲,主席说不对,要他们再去思考(注:引自网络文章)。由此可见毛主席对武松的认可。

武松仗义行侠,不畏强权,除暴安良,乃真正英雄豪杰矣。(仅代表亇人观念。喜欢则评论,不喜莫辱,谢谢!)

网友「溪仔X 」发表观点
2020-07-29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水浒传》是四大名著之一,妇孺皆知,但是“水浒”的含义却很少有人知道。“水浒”在字面上的意思为“水边”或“水的彼岸”。还可以理解为“水泊中的不法之徒”。或许这都不能表现水浒的特殊意义,那么就得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去溯源。

“水浒”最早是出于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大雅,緜(mián)》此诗描述周氏民族的祖先为了生存带族人迁途,开国奠基的故事。

诗中的,(“古公亶(dǎn)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说的是周先祖亶父。那是在中国商朝鼎盛时期,在黄土高原的西北边陲上,生活在一名为“周”的华夏部落,由于周边的戎狄民族经常前来侵犯,周的部落每日都在恐惧与危险之中煎熬。大约到了商朝,武丁盛世的时候,周部落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领袖一一“周太王古公亶父”,在亶父的带领下,周部落历经千辛万苦迁途到了“周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周部落在这里基本上摆脱了戎荻的侵扰。于是开始发展壮大,最终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周王朝”。周人历史上有著名的(5次迁途)抛开社会,政治,军事,等历史因素,最更本的原因就是对好生活的追求。

《诗经、大雅、緜(mián)》就是周人用来纪念和歌颂亶父对周氏部族发展贡献的诗歌。诗中的“水浒”一词含义就是“出路”,“安身之地”的意思。

而在“水浒传”中,晁盖,宋江,李逵,林冲,武松,为代表的一众英雄好汉。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在正常的社会中立足,在人生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八百里水泊梁山”便成了这些英雄好汉唯一的出路和安身之地。而当这些好汉聚首梁山之后,天天喝酒吃肉肯定是不行的,接下来如何发展就成了新问题,遂宋江就带领大家寻找新的出路。

一句话简单概括《水浒传》的整个主题讲的就是那些无法在正常社会中安身立足的“英雄好汉”寻找出路的故事,“八百里水泊梁山”就他们的安身之地,也许这就是《水浒传》的真正含义。

网友「未昼时的超级粉丝 」发表观点
2021-01-25

《水浒传》的确不是农民起义!

作者的真实意图我们怎么知道?

故事从头至尾,以,忠义孝贯穿全剧,又以讽刺的笔法写出了,愚忠,假义,难尽孝。

一个个鲜活,独特的人物刻化里,从语言,身份,经历,归宿反映了作者是一位:实事求是,洞明世间的高人。

混沌的社会,肮脏的人间。

无奈的天下苍生,

实在没有活路了,

逼上梁山!

网友「坐在七楼钓小鱼 」发表观点
2020-07-30

《水浒传》这部书的主题,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官逼民反。

看看是哪些官在逼人造反。

皇帝,大官人宋钦宗。这个皇帝很有艺术家的风范,他喜欢奇花异石,命令全国各地向朝廷进贡花石,名为花石纲。这就有了晁盖等人智劫生辰纲的故事。里面有一首诗写百姓之苦:“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最上头的皇帝大官人想尽办法享乐,下面的奸臣乘机为非作歹,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逼得老百姓做贼。

奸臣。高俅、蔡京、童贯之流。高俅本是一个游荡公子,游手好闲。因为会足球,被皇帝看中,做到了太尉这样的大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儿子高衙内干坏事,他不但不阻止,还暗地纵容,逼得人家家破人亡,铤而走险。

造反的在哪些”民“呢?

各级官吏。上层官吏,有身为教头的高级军官,如林冲之类;也有下级军官提辖、都头,如鲁达、武松;还有下层文吏如宋江、吴用;还有农民渔夫,如阮氏兄弟;大小地主如卢俊义;官宦世家柴绍等。还有一些无业游民、属三教九流的江湖人士。就是说,被逼造反的,除了被压迫在最底层的人以外,还有上层社会精英阶层的人。

大官欺压小官,官府欺压老百姓。被压迫者没有活路,只好揭竿而起。都是被逼的。

宋江投降朝廷,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跟着?想离开的不敢吭声,或者只是悄悄溜走?其实这反映了一个普遍的心理,就是没办法才造反,人人都想过个太平日子。造反,都是被逼无奈。

读《水浒传》,有的时候会让人突然惊出一身冷汗。

网友「吴争生有 」发表观点
2021-10-08

谢邀请!

作者写《水浒传》虽然没有刻意强调是农民起义,但起义者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领域、在不同性质上都有抗议者,反抗朝廷的黑暗统治。作者用口诛笔伐、写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叙述那个腐败社会的真实现状的不满而抗议,这是作者施耐庵的真实意图。

有道是大梁不正,下梁歪,作者为什么把上梁山那些贼寇们,甚至都有涉及命案被逼迫上梁山的那些人都称之为好汉?那是站在广大百姓的立场上,替民众诉冤,用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态度作为针对朝廷不满的依据,。尽管有多少人打砸抢杀人,那也是朝廷的不正,而导致的结果。同时也对有些人说《水浒传》为什么把杀人强盗都说成是英雄好汉,纯属价值观扭曲的一个诠释。

作者在《水浒传》里最敏感的话题,也是这部小说最值得研究的焦点,就是“招安”两个字,把这部书的内容带到了高潮,并且阐述那个社会时代的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以及女士在社会与低层人群期待的那种尊严。所以“招安”就成了这部书永远争议的话题,给后人留下这个悬念,让人们去用自已的价值观去认知“招安”的对错。

在这里,我感谢作者施耐庵留下这部经典长篇小说,让我们知道今天的公平自由、民主人权,特别是我们女士们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与尊严,与那个社会时代有着天地之差,我们今天没有理由不珍惜现在的幸福,并且找到了幸福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以上这些就足以反映了《水浒传》作者的真正意图。谢谢!

网友「何老师的小聊斋 」发表观点
2023-01-03

水浒传第19回,何涛带领官兵去石竭村抓晁盖一伙。船到半路,听见芦苇里有人唱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官家,宋朝皇帝的代称,赵官家就是赵皇帝的意思。歌词很好理解,杀酷吏赃官,报答皇上。是一首典型的忠君歌。唱歌的是阮小五。阮氏三雄草根出身,是最底层的老百姓,没当过官,没享受过朝廷任何恩泽。而且阮氏三雄非常彪悍残暴,功夫一般,下手极其狠毒。哥仨非常野,总惹祸。

但出身卑微、粗野残暴、追逐自由快活如阮氏三雄,他们在歌里依然表达了忠于皇帝的态度。

这类情节,原著小说里有很多。阮氏三雄尚且忠君,呼延灼、杨志、关胜这些体制内的官员就更不用说了。

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

宋仁宗派太尉洪信去江西龙虎山请天师做法除灾。洪信到了以后闲逛,看见伏魔殿的大门上着锁,贴几十道符文。道士说里面镇着魔王,不能进去。洪信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骂道士吓唬老百姓,还逼着道士开门。进去以后看大殿中央立着一座石碑,前面刻的也是各种符文,后面写了四个字:遇洪而开。

到这,作者写道: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

这两句是水浒传的宗旨,作者的立场、意图。

洪信见碑后写着遇洪而开,来精神了:你看,几百年前算定了,叫我今天把它搬开。于是叫人把碑挪开,底下是一块石板。再把石板搬开,下面是深不见底的黑洞。紧接着洞里一声巨响,一道黑气钻出,冲开大殿屋顶钻到空中,化作一百多道金光向四面八方散去。

天罡地煞108个魔君出世。

天罡星合当出世,宋朝必显忠良!所以,水浒传是两条线索、两个宗旨交织在一起的故事。

宋朝必显忠良!水浒传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忠君小说。

开宗明义,作者在第一回把自己的意图阐述的很明白。把水浒传解读成农民起义,施耐庵泉下有知估计得气活过来,这不是误读也不是理解有偏差,而是黑白颠倒,180度完全相反。把水浒传理解成农民起义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因为原著小说里,作者表达的很明确,不是一处两处讲忠君,而是很多处,讲得很直接。

九天玄女曾经授予宋江三卷天书。玄女当时特意嘱咐: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水浒传讲的是忠义,堂是忠义堂,石碑刻的也是忠义双全。忠,不是乱用乱说的,在古代是专指对皇帝、朝廷忠。

作者的逻辑是:皇上是好皇上,但是朝廷里有奸臣,高球、童贯这些人蒙蔽了皇上。宋江这些人是忠臣,被奸臣阻隔,不能见到皇上表述自己的心意,被奸臣陷害,万般无奈才啸聚山林。大家逼上梁山是为了保命,保命是为了以后还能有机会为朝廷效力。所以上山以后,他们也是要维护当地治安,起到的是一个地方政府的职能。

原则上讲,作者这样的设定也正常。但问题是他说的那个好皇上是宋徽宗,这一点我是无法接受的。

宋徽宗在中国的皇帝里面,奢靡、荒唐、无能、愚昧,不排第一也能排第二。历史上最差劲的皇帝。但在水浒传原著小说里不是这样。李逵梦见过皇上,宋江给皇上托过梦,这两段对宋徽宗的描述跟玉帝差不多。平时宋徽宗出场也是很庄重、睿智、威严、公正。

这样的描述在逻辑上解释不通:能被奸臣蒙蔽的皇上,怎么可能是好皇上?

作者身处封建时代,不敢直接抨击皇帝,必须得把皇帝描述成明君圣主,咱也得理解。即便作者身处明清时代,讲的是宋徽宗。但如果他把宋徽宗描述的太不堪,明清的统治者也会怀疑是不是在影射自己。保险起见,还得捧宋徽宗。不论哪个朝代,皇帝们是一个阶级,是一家人。把宋徽宗写得和神仙一样,明清的皇帝看了也会感同身受,飘飘悠悠。

在封建社会的大环境里,作者更不可能写出农民起义的作品,疯了。那时候的人根本没“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的意识,没那个觉悟。意识还是忠于皇上。不忠于皇上,也是造反,自己当皇上。

现在不少人抨击梁山好汉,没几个好人,很多都是人渣。譬如李逵、董平、秦明、吴用、孙二娘……李逵灭绝人性,乱杀老百姓。孙二娘卖人肉包子,杀了很多无辜的人。吴用总是用下三滥的计策把别人连骗带逼地弄上山。

作者的思维是:梁山好汉忠于大宋朝廷,忠于皇上,都是爱国的。他们之间兄弟情义深重,是正义的,所以……杀几个老百姓是无所谓的事。

只要是忠君爱国,就干什么坏事都行,水浒传的价值观明显有问题。

但现在依然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思维,起早抱上破手机他就要爱国了。给自己扣个爱国的帽子,骂这个骂那个,啥阴损恶毒的话都能说,跟他讲老百姓的不容易,他跳着脚骂你。他说自己爱国,但他爱的那个国绝对不包括老百姓。思维和水浒传是一模一样的,只要他是爱国的,他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无恶不作。

水浒传的大多数影视作品都是阉割版,有些重要情节给删掉了。譬如招安以后大战辽兵。这一段梁山好汉保家卫国,报效朝廷的意味很浓。把这段删掉,或者演绎的不到位,原著的意思也就表达不清了。

宋江是主角,是大大的忠臣。其他梁山好汉大都也是按忠臣写的,但不是主角,立场难免有时候会动摇,譬如武松。宋江作为主角得及时纠正他的错误思想。对于李逵这种不安定分子,宋江一直在镇压,最后还得除掉。

梁山泊团队整体是忠君的。大多是逼上梁山,无奈躲一阵子,机缘成熟了,还是要争取招安。本身他们就不是造反,招安也根本谈不上背叛革命、投降派。

所以,有些事要重新评价,譬如讨伐方腊死伤惨重。

作者的意思是梁山好汉忠君,为朝廷奋战,流血牺牲。在古代绝对是主旋律,和某些部队不计生死,最后取得胜利是一个概念。并不存在被宋江出卖、害死的问题。梁山好汉忠君,压根没造反,最后心甘情愿为皇上悲壮牺牲。是这么个流程。

如果梁山好汉为皇上打仗觉得死得冤,是被出卖了,那么这些好汉的立场,甚至作者的立场就出问题了:不忠。

最后宋江、卢俊义被害死,也是奸臣害死忠臣的悲情戏。梁山好汉的冤,是被奸臣陷害的冤,不是为朝廷牺牲的冤,俩码事。

而且这些梁山好汉也并不是真死……这个咱们下回再说。

网友「谜石 」发表观点
2020-07-27

赞同!《水浒传》确实不是写农民起义的!

首先,农民起义是近世才有的一个概念,拿这个概念去套古代文本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勉强的事。然后,来具体说说《水浒》为什么不是写农民起义的。

有人说梁山一百单八将没有一个是农民,所以说水浒不是写农民起义的。其实这个说法略微牵强,梁山好汉确实没有庄稼汉,但农民也不是单指庄稼汉,阮氏三雄以打渔为生,难道渔民就不能算农民么?还有像陶宗旺虽然当了寨主,最擅长营造房屋,但却是田户出身,你能说他不算农民么?

所以根子并不在于梁山上有没有农民,而在于梁山群体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个人以为,农民起义的目标在于争取经济上的权力和自由。农民起义,是严酷政治经济压迫下的底层民众造反,造反之后,弱则占山为王,强则抢钱抢粮抢夺皇帝宝座。简言之,“钱”是农民起义的第一推动力,如果闹得动静大了,则会因钱而抢权。

然而,梁山的好汉并不是这样。

108将上梁山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遭受严重的不公待遇,换句话说,是因为恶劣官僚的压迫,比如宋江、林冲、杨志、武松、卢俊义、花荣、柴进等人;第二类是有罪之人,或是因形势所迫成了罪犯,或是一直打家劫舍混迹江湖,比如鲁智深、石秀、杨雄、周通、燕顺、孙二娘等;第三类则是机缘巧合、前途不顺等原因而上了梁山,比如李应、徐宁、关胜、黄信等人,以官员和财主为主。

可以发现,水浒的笔墨多数都给了第一类人——被恶劣官僚欺压的人,这说明反抗时代官僚体制才是这部书的重头戏。

因此,梁山所有好汉的终极目标都不是为了钱,当然上了梁山确实也不用为钱发愁了,他们不是以掠夺金钱,实现“财务自由”,乃至极致享乐为终极目标。这点,他们甚至比进了北京城的李闯和刘宗敏“高尚”得多。

梁山人的终极目标是——舒展自己的志气,做一个扬眉吐气之人!

他们真正追求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击败曾经给他们不幸的贪官污吏、奸佞之徒;二是尽忠报国。前一个目的是报仇雪耻,后一个目的建功立业(从而赎罪)。

所以,宋江作为领袖树立的“受招安”目标,是梁山所有人的终极目标,中间虽然也有过个别反对的声音,那是针对具体的挫折而言的,梁山的大方向大目标始终是坚定的:杀恶官、报国家。

因此这部书前半部是“反书”,主要讲恶官把持的朝廷,为了快意恩仇,不得不反。

后半部书是部“忠义书”,征四寇,田虎、王庆、辽国、方腊,无论征讨哪一方,为了忠义报国,不得不战。

最终,报国的行为抵消了前面的反叛和一些凶残的犯罪行为,或死或伤或善终,完成了整体的救赎。梁山众人本是魔君下界,先造反后招安,先犯罪后赎罪,只有经历这样的过程,其自带的恶魔属性才被消除,解除了自身魔鬼的封印。

因此《水浒传》这部书猛一看,总会令人感觉前后反差巨大,甚至很矛盾,但实际上却是完整一体。它始终就是一部非常完整的著作,主旨思想贯穿始终。

那些认为宋江是把梁山好汉带偏了方向,乃至认为七十回之后的故事是续作,是对这部书的误读和误判。

【图片来自网络,感谢原创,侵删】

网友「宜尔文化传媒 」发表观点
2020-12-16

《宜尔杂谈》:

《水浒传》确实不是在写农民起义,也不是在宣扬兄弟情深,更不是在展现社会黑暗,而是在宣扬忠君的皇家正统思想。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来:

第一,梁山泊首领宋江一直为招安做准备,后来克服种种阻力,完成了招安,其实是完成了宋江骨子里的皇权思想,也是完成了作者骨子里的忠君爱国的顺民思想。

第二,从方腊的失败可以看出来,方腊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并且建立了农民政权,和朝廷分庭抗礼,应该是敢于反叛皇权的先进势力代表,但在《水浒传》中被塑造成反对朝廷的乱臣贼子,而最终让代表正义势力的梁山好汉剿灭,梁山贼寇之所以成为梁山好汉就是因为招安了朝廷,身份发生了变化,从贼寇变成了保家卫国的官兵。

第三,从梁山中的人物来看,青面兽杨志是杨令公后代,杨令公那是忠君爱国的灵魂人物;大刀关胜是三国名将关羽的后代那是义字当先的楷模;双鞭呼延灼是宋朝开国大将呼延赞的后代,这些人若是做了反叛朝廷的事,那岂不是忤逆不孝愧对先祖。

所以说,梁山好汉最终的结局,也表现了作者的所要宣扬的忠君爱国皇家正统思想。

网友「升级版大叔 」发表观点
2020-07-26

非常感谢作者的邀请。

读过《水浒传》原著的人都能看得出,梁山108将聚义其实不能算是农民起义。首先,他们并没有夺取大宋政权的野心,头领都想着被诏安,他们根本就没有推翻朝廷的主观愿望;其次,梁山每次攻打周边州县,虽然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但是他们攻打周边州县一来是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来是保卫自己梁山的安全;三来是收拢更多的人才。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梁山要支持庞大的军队开销以及安保工作,108将的“工资”,所有人的吃喝拉撒睡,财产从何而来?必须到山下去“抢”。然而梁山打着正义的旗帜,不可能象王伦那个时代的梁山那样没钱了就到山下去抢劫的吧?所以哪里有金银财宝他们就攻打哪里,比如祝家庄、曾头市、大名府之类的,当然了,这些地方确实也有该被“替天行道”的地方,所以攻打之顺理成章、言正名顺。以此分析,《水浒传》其实不是写农民起义的。因为梁山根本没有什么起义。

作者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据说作者施耐庵原先是在元蒙当权的时候干过好多年小官的。那时候元蒙对汉人的压迫是很严厉的,施耐庵作为汉人的官吏而对这些压迫非常气愤以至于告老还乡,专注写书创作。作者写《水浒传》的意图就是想借此书宣扬一种反抗元蒙暴政的思想。

网友「绿野萍踪01 」发表观点
2020-07-27

我不太赞同《水浒传》没有写农民起义这个观点,但同时也同意题主的说法,施耐庵其实并不是有意图的去写农民起义,《水浒传》另有深刻的含义。

这样讲,岂不是很矛盾吗?且容绿野老道回到施耐庵的文本中,看看《水浒传》到底写没写农民起义,这部书又隐藏着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

梁山好汉中只有一个农民吗

普遍观点认为,梁山好汉中,只有九尾龟陶宗旺一人是农民。陶宗旺是农民,这个说法《水浒传》也支持,书中说他是:“庄家田户出身”。陶宗旺与军官出身的欧鹏、科举举子蒋敬、小番子闲汉马麟一道,占据黄门山,也算得上“起义”了。

但是,陶宗旺只是坐第四把交椅的好汉,到了梁山之后,位置更低,仅排在第七十五名。即便陶宗旺是农民,但却不能代表梁山就是“农民起义”。问题是,梁山真的只有陶宗旺这一个农民吗?

所谓农民,指的是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也指居住在农村的农村居民,而不单指“庄家田户”。如果以侠义的定义来理解,陶宗旺是农民中的“农夫”。假如以职业范围划分,那么,梁山上的农民就绝对不止陶宗旺一人了。绿野老道做过粗略统计,梁山好汉中有这样几类人可以划入“农民”阶层:晁盖、宋江、李应、李逵、史进、孔明、孔亮、扈三娘、杜兴。

除此之外,还有穆弘、穆春兄弟。这两人虽然是揭阳镇一霸,但也是出身于农村的农家子弟。

写到这里,列位看官估计又要质疑了,晁盖是东溪村的保正,李应是李家庄的庄主,史进、孔明、孔亮、扈三娘等人也是财主子弟,怎么就算农民了?绿野老道刚刚讲过,农民不一定就是亲自下田种地之人,在农村生活,靠种田种地过活的人应当都属于“农民”。这个概念现在也讲得通。

那么,宋江算不上“农民”呢?当然算,他家里就是正牌的农村人,弟弟宋清还在田地里忙活着。虽然在郓城县做押司,但却不妨碍宋江的农民出身。陶宗旺都做了山贼了,还被视为梁山上唯一的农民,宋江怎么就不算了呢?同样,黑旋风李逵也是农民出身,犯了罪的“农民”难道就不是农民了?

当然,在这些农民中,有地主老财、恶霸乡绅,不过,这只是某个特殊时期的产物。大范围讲,出身于农村且靠着土地养活的人,都应当是农民。

《水浒传》中对很多好汉都做了职业简介,上山之前是做什么的,大多都有交代。其实,农民代表的只是一种职业。

梁山两任寨主都是农民,算不算“农民起义”?

《水浒传》是不是写的“农民起义”

梁山好汉中,尽管农民不占多数,但除了农民外,还有最底层的渔民,车贩走卒,屠户猎人、下级军官等等。施耐庵写“官逼民反”,这是确信无疑的。而两任首领都是农民身份或者农民出身,说《水浒传》的主题之一便是在“官逼民反”的大背景下的“农民起义”,其实并没有大毛病,也是讲得通的。

有一种观点说,梁山好汉都是些流氓地痞,杀人恶魔,而且,相互挖坑,设计陷害,大多数好汉都不是被官府逼上梁山的。在一百单八将中,有的是因为自己作奸犯科,便上山落草为寇,有的则是宋江等人采取各种阴毒手段,害他们上梁山作乱的。比如,开黑店的孙二娘夫妻,杀人如麻的黑旋风李逵,做贼的时迁,等等,原本就是江湖黑客,上山落草,算不得“起义”。

再比如,朱仝上梁山是宋江、吴用、李逵、雷横陷害的。卢俊义好好的做着当铺掌柜,为了实现宋江的个人阴谋,却把玉麒麟害惨了。

这样的观点确实也没错,《水浒传》就是这样写的。但是,这种观点有一个破绽,就是脱离了《水浒传》的大背景、大前提,有不见森林之嫌。

那么,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设置的又是一个怎么的大背景、大前提呢?这个疑问,其实在《水浒传》开篇故事中便有答案了。

无论哪种版本的《水浒传》,在“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这回书之前,有一段“引首(金圣叹把这段故事并入“楔子”)”,讲的是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的故事。从这段简短的故事中,可以读出施耐庵为全书立意,这个立意其实就是四个字:“天下太平”。所以,《水浒传》的回前诗便改写了邵雍的一首七律,集中表达了“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这层含义。并且,特别交代,赵匡胤在位十七年,“天下太平”。

讲完赵匡胤的故事,便对北宋的皇位传承进行交代,说太祖传位于太宗,太宗传位于真宗,真宗传位于仁宗。

施耐庵说,宋仁宗继位后的前二十七年,“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也就是说,在宋仁宗嘉佑三年误走妖魔前,仍然是“天下太平”之世。因为“天下太平”,所以,“百姓受了些快乐”。

《水浒传》的立意就是“天下太平”。太平世界,谁会逼反民众?老百姓享受太平盛世的快乐,有几个人愿意上山做强人?

书中的所有上梁山的好汉,不管是什么途经、什么形式,都是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大的前提下,被“逼上梁山”的。不然,为何施耐庵不写宋徽宗之前,江湖上有卖人肉包子的黑店呢?

在这样的大背景、大前提下,大规模的在梁山聚众造反,且由农民出身的人做头领,带着一群以底层人物为骨干力量的人揭竿而起。尽管施耐庵没有刻意或者明确的写“农民起义”,但《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肯定具备“农民起义”的性质。

施耐庵是怎样写“农民起义”的

嘉佑三年时,乐极生悲,因为一场瘟疫,导致洪太尉误走了妖魔。妖魔出世,便“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这伙“妖魔”,其实就是梁山上的一百单八将。

天下太平时,妖魔被镇锁在江西信州龙虎山佛魔大殿的地窖中,瘟疫出世,天下便不太平,妖魔也就出世了。但是,洪太尉误走妖魔之后,施耐庵继续写到了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这个时期也是“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天下太平,妖魔没有闹事。而妖魔闹事,肯定就是因为天下不再太平了。

按照北宋的历史,宋哲宗之后就是宋徽宗。《水浒传》中,宋徽宗一出场就不是个好皇帝,声色犬马,“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端王赵佶一登基,便任用奸臣高俅,从而引发了王教头私走延安府,梁山好汉从此粉墨登场,开始聚义造反。

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在晁、宋二位头领的带领下,绝对是反宋徽宗的。即便晁盖最先提出了招安的主张,但此时的山寨,宋江才是实际上的领导者。施耐庵这样写,并非讲的是梁山上的晁宋之争,而是在这两个人物身上,隐含了另一层寓意。

宋江是道家妖魔中的“天魁星”,晁盖则是佛教的四大护法天王之一的托塔天王,梁山是道家“妖魔”大聚义,宋江是当然的召集人和“把寨为头”的寨主。施耐庵以梁山故事,隐含自己的真实意图,寄托自己的宗教思想——佛道合一。

宋徽宗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崇道抑佛”皇帝,宣和元年下“革佛诏”革佛,打破了北宋立国时“儒道佛”三教并立的格局。施耐庵的意图十分明显,这也是宋徽宗乱国祸国的一大罪状。于是,托塔天王(毗沙门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当然要奋起护法,维护佛教的尊严了。

宋江则是“天魁星”,虽然与晁盖的教派不同,但因为宋徽宗失道误国,走到了“天下太平”的反面。因而,道家也不能容忍宋徽宗这个假道君。所以,施耐庵说“晁、宋二位头领替天行道”。

《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的寓意是追求公平正义,以“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替代“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人之道。书中以杨志的花石纲事、生辰纲事这一暗一明的故事,揭露了宋徽宗朝的失道,绝了百姓的衣饭,从而,“官逼民反”,晁盖、宋江这两个农民出身的头领在梁山聚义、起义。

梁山好汉攻城略地,不断袭扰官府,团灭朝廷缉捕官军,斩杀国舅慕容知府。说《水浒传》不反皇帝,是没有道理的。不反皇帝,又何来“农民起义”之说?

容与堂本《水浒传》在梁山大聚义之后,有一首赞诗,讲到了梁山好汉无论身份贵贱、贫穷富有,都抹平身份:“都一般儿哥弟称呼,皆一样的酒筵欢乐”。这不就是“均贫富、等贵贱”的“替天行道”吗?这样典型的打着特殊烙印的表述,怎么能说《水浒传》没有写“农民起义”呢?

施耐庵的真实意图,就是通过底层民众的造反,揭露宋徽宗的失道亡国,抨击这代皇帝激起无数民变,导致北宋王朝走了灭亡。

《水浒传》以“农民起义”隐射两个王朝

上文讲到,施耐庵的《水浒传》是从赵匡胤立国开始讲故事,在“楔子”中历数北宋七代皇帝。到了梁山好汉故事阶段,则以“二龙”来隐射宋徽宗、宋钦宗父子。

在前七十回书中,宋徽宗是明出场,宋钦宗则是暗出场。“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这回书中,施耐庵让宋江提前预见了北宋灭亡的最后一幕——二龙戏水。这个场景,寓意的就是宋徽宗、宋钦宗在五国城坐井观天。

“二龙”这个隐喻在《水浒传》中还有“二龙山”、“父子客店”。这两个符码,都与花和尚鲁智深有关。鲁智深这个形象无比重要,简直就是贯穿《水浒传》中北宋徽、钦时期的整个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花和尚大闹五台山,是因为“父子客店”间壁的“待诏”的召唤,在一顿狗肉醉酒,怀揣狗腿的醉酒状态下,搧倒亭子,撞破山门、打坏金刚、打伤僧众、亵渎选佛场。这一切,都真实的反映了宣和元年(1119年)时,宋徽宗革佛的历史。

鲁智深第二次大闹五台山就是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元年二月的事情,这一年的正月,宋徽宗下“革佛诏”,以道教渗透佛教,异化佛教来达到禁佛、毁佛的目的。这重隐喻,是以“待诏”说的六十二斤禅杖来隐藏作者真实意图的。六十二斤,意味着从鲁智深逃出佛魔大殿的嘉佑三年(1058年)到宣和元年,正好就是六十二年。

花和尚当了宋徽宗的打手,因为“狗”隐喻的就是宋徽宗,这个皇帝生于1082年,就是个属狗的。而鲁智深打上二龙山,战据宝珠寺,也是反叛了宋徽宗。这个“狗皇帝”激起民变,连和尚都造反了。

书中的“二龙”就是宋徽宗、宋钦宗父子,施耐庵这一真实意图,隐藏的就是一段北宋灭亡的历史。而综合前面的故事,北宋九代皇帝悉数登场,“九纹龙”这个符码,其实就隐藏了北宋王朝的兴亡历史。

在“洪太尉误走妖魔”这个故事中,施耐庵以地窖中的妖魔照应梁山一百单八将。于是,便以梁山故事为主线索,隐写北宋的亡国历史。但是,施耐庵在这个故事中却是一击双鸣,不单是隐藏了大宋王朝放出了妖魔,还隐射大明王朝也是误走妖魔,导致天下不太平的“洪太尉”。

施耐庵说,“朱洪武”误走了妖魔,这个妖魔就是“孙立”,即立孙子朱允炆做皇帝。于是,无比崇拜北方真武大帝(三月初三是真武大帝诞辰)的燕王(龙虎山上的锦毛虎,清风山的燕顺,以及王英)极端不满,发动靖难之役,导致了四年的夺位之战。如此,天下便不太平,百姓便要遭受缧绁之祸。《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其实也是针对大明王朝的。

《水浒传》中的“二龙相戏”,同样隐藏了大明靖难之役的帝位之争。而“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也是在隐喻这一段大明秘史。

《水浒传》中施耐庵写的是农民起义,但不是刻意的去写农民起义。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施耐庵在其中隐藏着这样的几个真实意图:

佛道合一的宗教思想、天下太平的境界追求、“替天行道”的公平正义、“保境安民”的家国情怀。……

网友「小号哥 」发表观点
2020-11-15

作者提出的问题不对,其实《水浒传》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描写农民起义的文学作品。有人说,里面的人物大部分都不是农民,可你们没有仔细查看,就拿行者武松来说,他在去少林寺以前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和他哥哥武大在家乡种地为生,后来打死了当地的恶霸,才逃亡出来,由于走投无路,才去少林寺学武出家。还是后来在柴进府上遇到宋江,他还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任何打算,只是想回到清河县老家和大哥见面,重新务农为生。你能说武松不是农民吗?

还有就是托塔天王晁盖,他上梁山以前就是当地一个乡村里的保政,相当于现在的治保主任。充其量就是一个富农,连地主都算不上。否则,他会冒险纠结吴用,刘唐,阮氏三杰去劫生辰纲。要知道私自抢劫国家皇族的贡品 ,就是犯大逆之罪。不仅自身遭酷刑,就连家族都要灭门。如果晁盖家庭殷实,他会冒这样大的风险吗?还有孙二娘本家也是种地的农民,等等,我就不再细说了。关键的因素就是梁山军队当中,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农民,渔民,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你也可以看看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是一个落魄的教书匠,杨秀清是烧炭工人。冯云山也是没落的知识分子 ,萧朝贵也是烧炭工人。就是,韦常辉和石达开是地主出身。可你们看看,在这些人当中有正经的农民吗?可你能说他们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属于农民起义吗?关键是太平军主体就是农民,还包括一少部分小商贩,手工业者。

所以,判断一种群众运动的性质是否是农民起义,不是看他们的领导者,而是看组成起义力量的主体是什么。早在秦末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他是一个曲曲的亭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长,他肯定不是农民 (起势前是地痞流氓)。可你们能说他领导的起义不是农民性质吗?

所以,我不想就《水浒传》的具体情节做过多的判断。就想探讨一下作者写这部小说的真实意图,就拿我国著名的四大名著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中,描述关于有农民起义的细节的只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由于他们的作者施耐庵和其学生罗贯中都是受过封建思想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根本不可能逃出封建统治阶级观念的束缚,就是传统的三纲五常。而在封建社会当中的农民起义的最终结局,不是被地主阶级利用就是成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根本不可能给农民带来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就连现代的太平天国运动,都没有实现“均平富,有地种”的目标。就更不用说是在北宋王朝时期,

结合施耐庵所处的元末明初年代,他曾经在张士诚收下充当幕僚。后来在张被朱元璋收编了以后 就隐居在乡下,这时编写的《水浒传》。所以,结合当时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 ,施耐庵就是想通过描述梁山终英雄的来历和他们的反对官府的行为,来抒发自己当时对元统治者横征暴敛,腐败堕落,民族压迫,社会黑暗和民众流离失所的残酷现实的不满和情绪的抒发。其实,在《水浒传》当中不难看出,虽然梁山起义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其实,并没有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和除掉多少恶霸。它只是反映梁山和官府之间的争斗,也只是体现出以宋江为首的妥协派,向北宋王朝施压,讨要本属于自己的政治利益。根本就不是想要从根本上推翻赵家班,另起锅灶。

当然,这是在革命意志坚定的晁盖去世以后,投降派宋江的行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上真实的宋江根本就没有主动向朝廷诏安,而且还给北宋王朝带来巨大的威胁。后来在海州知府张叔夜布下圈套引诱宋江中计,而被俘 ,后被编入官军。

而小说当中的前半部分描述水泊梁山革命事业的轰轰烈烈,而其后半部分则是低潮涌动,特别是在晁盖率军攻打曾头市,中箭身亡以后。梁山起义的主基调就发生了翻转,由原来的彻底推翻官府,实现天下大同。而转变成为替朝廷铲除贪腐,恶霸,希望得到北宋王朝的妥协和谅解,为自身找一个好的结局。所以,这就看出了作者的政治意图,就是虽然对当时的政治黑暗极度不满,可那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他逃不出所谓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束缚。所以,也就成为实现地主阶级改朝换代服务的思想工具。

因为《水浒传》当中,自始至终都是以众头领为首的梁山起义官兵们的肉山酒海,自由快活。而丝毫看不出周围地方府县的人民群众,他们生活是否发生变化。

就拿为了拯救宋江而演出闹江州的这一幕,如果换成普通人被斩首,梁山能管吗?这就看出他们打着“替天行道” ,只是一个为其发展壮大的幌子。和南方九省爆发的方腊起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方腊起义那才是真正为老百姓利益服务的农民运动。

这就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网友「可荣188 」发表观点
2020-07-31

《水浒传》和农民起义没有任何关系,之所以有这样的认为,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产物。

通过文中各好汉上梁山的经历,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北宋末年各阶层的生活风貌,以及水泊梁山好汉的聚集原因。响马盗贼最出名的当属宋朝,但北宋年间整体来讲是一个较为富庶的时代,政治环境也较为开明,好汉们上梁山并非因为天灾饥饿难以生存而造反,相反有一部分生活富足无忧,但最终也沦为贼寇,每个人上梁山的经历各不相同,但原因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一个"逼"字,被官府逼,被梁山"逼",那么北宋末年究竟是一个什么社会环境呢?

以宋江为代表的基层小史:拿着衙门的俸禄,游走黑白两道,大行江湖之风。

水浒好汉中象宋江这样的基层小史有很多,晁盖,戴宗,施恩,花荣等等,他们置国家法度不顾,勾结江湖人士,干些鸡鸣狗盗之事,大讲江湖义气,薄得江湖名声,就宋江来讲,他从未有过造反的念头,甚至上梁山的念头都不曾有过,他骨子里是瞧不起这些人的,从他后来做了梁山老大,提出"只反贪官,不反朝廷"的口号就可看出,渴望朝廷招安一直是他终级目标。丧失法度原则,是宋朝基层小史的普遍特色,为日后的上梁山埋下伏笔。

纵观当时的社会风气,统治者高层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朝廷中各高官也是这种风气,整个政府都陷入一种贪图享受的氛围中,上行下效,所以基层的小吏们有这样的风气也是很正常的,加上权贵的肆意横行,置法度为儿戏,这就为梁山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以李逵,阮氏三兄弟等为代表的一批底层者,信念就是大口吃肉,大碗吃酒,今朝有酒今朝醉,从没起义的信念。

梁山的组成人员参差不齐,有朝廷官员,有底层泼皮,多有前科者,落草成了逃避法律制裁的最佳方式,也就是说梁山成了避风港,在那里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成了小康的标配,如果扯上起义推翻朝廷,那就太牵强了。

作者写这部书,无非突出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个铁律,意在警示当权者,同时也是作者的"职业"兴趣所在,不必过度解析他有多大的理想深度。

网友「神秘圆月w 」发表观点
2020-11-18

水浒传的真实意图是宣传忠君爱国思想,上忠天子,下要爱国,通过农民起义军即梁山好的事迹来达到宣扬忠义精神,用来教化普通百姓。让民众树立人要有忠心,忠于天子,忠于国家,民众要有义,对亲戚与朋友要有情义与义气,有情而且有义是做人的标准,这是作者写这部书的真实意图。

水浒传自问世以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与喜爱的,流传至今还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就在于其通过梁山好汉们的人生经历,人物坎坷的命运来揭示社会的变迁,人心的险恶,时代的沧桑变幻。让人再一次感受了北宋末年的社会黑暗,再一次明白了人心背向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再一次看清了北宋统冶者的无能,没有为国为民的思想,没有治国理政的才能,只有个人享乐的思想,最终落得个家破国亡,皇帝成了俘虏的悲惨下场。

通过这些历史事件让人们明白忠君一定要忠明君,讲义气一定要认清对方,不能不分好与坏而盲目行事。好君主与圣君值得效忠,对无能之辈的忠是不仁不义,没有丝毫正确与错误可言。忠情忠义是一种高尚品质,忠于社会,忠于人民才是大道,才是做人的根本。

网友「jianchi 」发表观点
2021-06-17

这个问题就该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说起了,施耐庵元未明初人、和刘伯温是同时代人,在元未那个大动乱年代,刘伯温投奔了朱元璋,而施耐庵却做了张士诚的谋士,《水浒传》不是描写农民起义,因为张士诚就是私盐贩子出身,手下将领也都是江湖好汉,所以施耐庵的《水浒传》他就是描写一帮江湖好汉的故事,实在与农民起义没多大关系,只可惜的是张士诚错估了形势,接受了元朝的招安,想在元朝羽翼下坐山观虎斗,等着朱元璋和陈友谅斗的两败俱伤时,他坐收渔翁之利,谁知朱元璋灭掉陈友谅后实力更强大了,不但灭了大元,顺手把张士诚也灭了,施耐庵侥幸逃了性命隐居民间,也只能写一本《水浒传》表达胸中的愤怒了。

网友「静竹诗雨 」发表观点
2020-11-16

题主好。

金圣叹有一种说法:《水浒传》原本只有七十回,写完“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惊恶梦”全书即告结束。现在有不少版本也都是把后五十回作为附录赘于其后的。

从个人阅读体验来讲,读毕前七十回基本已经得到了“审美”上的满足。后续之文确实有刻意引导与大事雕琢的痕迹,把一众英雄好汉都赶到某条设计好的死胡同里,使得他们宛如被秋风横扫的落叶,在某种“氛围”里灰飞烟灭。

《水浒传》无非表达了作者的一种“理想”,或者是一种想象的“狂欢”,把一些美好愿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淋漓尽致地赋予诗意且合乎情理的的叙述;让走投无路找到了剥离于乌烟瘴气的无奈现实的可能。

水泊梁山无疑就是作者心中的“理想国”,同时也弥漫着“被逼无奈”的满纸辛酸。

我觉得作者的意图无非就是为生之苦难给予了温情的关照。为他们流浪的困顿灵魂找到糜集的场域,以期待“公正”的莅临。我说的是假如《水浒传》从来就没有后五十回。

不由想起近三十年前陈劲词曲的一首摇滚风格的《逼上梁山》,写得真好。在此不妨全文借用一下:

“话说从前, 水泊梁山, 山上住着是一群好汉; 替天行道, 聚义揭竿,要扫除人间的恶和难。 反压迫,反贪官,不受欺骗, 不受招安, 百姓称好, 官府难安, 其实他们都是逼上梁山。 哦...梁山,哦...好汉,哦...造反,其实他们都是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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