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各军阀的军费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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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沙
「萨沙 」发表观点
2019-08-03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各显神通了!

随便举几个例子。

贵州军阀王家烈

贵州一穷二白,唯一的出产就是鸦片。

王家烈纵容全省老百姓种植鸦片,然后征收高昂的鸦片税,同时收购鸦片卖到他省牟利。

此举表面上能赚到不少钱,其实对于贵州没有好处。

贵州人民很容易搞到鸦片,导致吸毒的人非常多,男性农民很快就失去劳动力。

连桂军士兵都抽,成为双枪兵,没有战斗力、

定期要抽大烟,还怎么打仗。

人民因为种鸦片赚钱又比较轻松,连粮食都不种了,需要向外省购买。

但外省如果也遇到粮荒,没有粮食可以出售,贵州人就得活活饿死。

所以,鸦片只是废了王家烈和一群军阀,贵州老百姓还是一样穷。

广东军阀陈济棠

陈济棠搞了很多实业,比如对外贸易之内,各种进出口生意。

陈济棠非常擅长搞钱,甚至和控制赣南中央苏区的红军达成协议,高价收购钨矿沙,然后出售。

当时钨矿沙是全世界畅销品,利润非常高。

当时100斤钨砂能卖52块银元,从1932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钨砂贸易总计创造了620万元的财富,对维持苏区政府的运作和养活十万红军,抗拒国军对苏区的围剿和经济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

江苏军阀齐燮元

江苏军阀从来都是很肥的,重要的是当年上海属于江苏。

而上海是个下金蛋的鸡,每年单单海关税收就是一笔巨款。

自然,齐燮元并非不是北洋政府合法领袖,原则上不能接受关税。

但他是土皇帝,所以仍然想方设法搞到相当一部分关税款,这是惊人的数字了。

因此,齐燮元才能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保住上海这个宝地。

陕西军阀党玉琨

党玉琨和孙殿英一样,依靠挖掘古墓,盗卖文物捞钱。

党玉琨是个小军阀,盘踞陕西凤翔。

凤翔虽穷,但有很多秦汉的古墓。党玉琨为了获得军费,使用上千军人和民夫,将凤翔境内的西周、春秋、战国、汉代古墓全部偷盗一空。

盗挖的文物,很多都是国宝级,全部辗转卖到国外。

党玉琨年轻时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对文物价值颇为知晓,贩卖文物是其老本行,得心应手。

1928年2月党玉琨偷盗了一座西周时期的古墓,挖出了一件稀世国宝~周公东征方鼎。

党玉琨直到这件国宝非同小可,悄悄的将其卖给洋人。

周公东征方鼎,现存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党玉琨盗卖国宝行为,引起了公愤。

宋哲元趁机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将党玉琨7000多人打垮消灭。

党玉琨死于乱军中,2000多党羽被击毙,其余5000人被俘。

宋哲元胜利后意犹未尽,将5000多战俘中的上千人斩首处死,成为民国历史上少有的屠杀俘虏事件。

其他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农业税、盐税、厘金税(商业税)等等,还可以想方设法压榨老百姓,就看军阀自己的本事了。

网言军事
「网言军事 」发表观点
2019-05-30

以大小军阀众多、饱受兵祸之苦的四川为例,从民国初年到1925年不过短短10余载,全省已有28个师、37个旅,兵额超25万之众,每年所需军费粗略统计竟高达2610万元,而当时四川全年税收不过1700多万元。

四川大小军阀为扩充实力,此后继续疯狂扩军,兵额很快达到40余万人。豢养如此庞大军队,耗费自然少不了,据统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捐税多达100余种——田赋、盐税、契税、厘金,乃至肉禽、烟酒、油糖都要纳税,其他名目还有诸如临时军费、国难救急费、安川费、印花费、剿赤费、保安总费,等等。

具体来讲,民国年间四川军阀的敛财手段主要有以下4种:

第一,滥发军票。比如民国初年时任督理四川军务的胡景伊,就发行了数额达1500万元的军用票。虽然前者面值1元,但等到民国4年废止时,却只能折换银元0.45元左右,仅这一项胡景伊就捞走700万至800万银元。更恶劣的是,因为无法填补由此造成的财政窟窿,胡景伊就下令在全省征收田赋作为抵付,实际上是“取偿于民”。

第二,征收田赋。有资料显示,从1912至1931年,四川军费开支增长15倍,其中征收的田赋总额就在3亿元以上。各路军阀竭泽而渔,甚至预征田赋,一般是提前征收8至10年,最狠的还有提前征收47年的——《新繁县志》就记载,该县被要求在民国23年(1934年)就把1974至1981年的田赋提前征收上交,真是敲骨吸髓到了极点。

第三,征收盐税。自古川盐闻名天下,盐税也因此在民国时期的该省预算中长期占据首要位置。比如1938年四川盐税达3309万元,远超田赋1582万元、契税121万元和营业税582万元。

这样一块肥肉,自然会引来各路军阀垂涎、抢夺——当时,川滇黔大小军阀围绕川盐(特别是川南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比如1912年滇军入川,短短3个月就攫取盐税60余万元,后来云南军阀罗佩金(曾任蔡锷麾下参谋长)出任四川督军才几个月时间,就提取盐税高达700万元。贵州军阀袁祖铭入川不到一年,就从1个师数千人,迅速扩充为6师12旅拥兵10万之众,而其军饷重要来源就是盐税,每年消耗达上千万元之巨。

第四,征收鸦片税。1932年四川鸦片产量达4000万斤,大军阀刘湘、刘文辉的防区征收的鸦片税(包括过道税、印花税、每担抽成)年收入都超过了1000万元。而杨森防区更是“花样翻新”,围绕鸦片种植、运输、销售等环节又“发明”了烟苗捐、瘾民捐、运费、秤费、护商税等新税种,仅从南充一地每年就能收入六七百万。更荒唐的是,四川军阀还以“扫毒”为名敛财,打着“禁烟总局”的旗号向鸦片商、大烟馆征税,仅成都一地每年就能缴纳这类税款60万元。

梁老师说历史
「梁老师说历史 」发表观点
2019-04-23

这个问题老梁回答。

回答题主问题之前,老梁揉着大眼珠子就想问一下,军阀是个什么东西?

让老梁做个形象的比喻,其实就是一帮子脑壳比屁股大的玩意,拉着小炮扛着大枪,满世界晃悠,没事少放几枪,有事多放几枪。

为了豆子大个地盘,开个枪杀个几个人都算是小事。就那小枪“砰”的一声,就跟那放鞭炮似的,听着脆响。可大家伙想过没有,一颗子弹多少钱?

老梁这里有一组数据,大家伙瞅瞅。一千发子弹八十块现大洋,这钱放在小鬼子还没有祸祸在大华夏之前,能换二百块法币。如果还不是很清楚的话,咱拿美元说事,这就是六十美元,您自己个除一下一颗子弹就是六美分。

请大家伙记住喽,这个时候的美元可不是现在的美元,那时候美元的价值比现在高很多的。

那么一发炮弹又多少钱呢?13美元~30美元不等。就这价格还是友情赞助的批发价,您要到市场去买,比这价格只高不低。

如果有人和您唠嗑:“有啥解决不了的问题,给他一炮弹,还不行那就两炮弹弄死他。”

您最好建议他,把那牛先放一边,糊他俩大嘴巴子:“知道啥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不?”

所以军阀混战他说实在话他打的不是仗,打的是钱。没钱您就一边歇着去吧,咱大华夏的历史舞台已经没您啥事了,抽口老烟,蹲一边安静的当个吃瓜群众就得了。

所以对于军阀来说这钱就是就根本,没有钱谈啥自行车啊。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钱都是从哪里弄来的。

税收

各种各样的税收,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人家做不到。老梁在说这些税的时候,大家伙把自己个大牙先护住了,别到时候给嘣了,老梁可不赔您!

老梁嘴碎,先插一句,《让子弹飞》里面那冒牌县长说了这么一句话:“您不搜刮那些个穷鬼,您还想挣钱啊!拉倒吧!”

别的不说,就说河北那嘎达,一帮子面朝换土背朝天的农民,被太阳都晒成了核桃大的小脑壳,脑门上居然顶着三百多种苛捐杂税。

您杀自个家的猪,不好意思一帮子不知道那窜出来夹着公文包的玩意,龇个大板牙冲您一乐:“杀猪税!”

赶您把这杀猪税一交。

这挎着公文包的混蛋,把钱这么一收,冲您还乐:“这捆猪的绳子再交一下!”

得,就这么一件事交俩税。

还有您要是个玩船,搞运输生意的,要交这开船税,理所当然的,您不开船了,这也得交不开船税。

“站住!刚刚你坐船了吧,不好意思补交一下上船税,当然咱这下船税也捎带着整一个吧!”

“哇!哇!”

这是哪家生娃子了,夹着公文包的混蛋开心坏了,循着声音就能窜过去:“得了!您把这落地税也交了吧!对了之前那结婚税也得补上,省的俺在跑一趟。”

“得啦!得啦!”小喇叭这么一响,大人小孩这么一哭。

“哎!有人死了,这正好一趟了!你说今天是俺大喜日子啊!”这小子又忙乎着收啥棺材板税。种个比小指头粗不了多少的柳条,他都能给你整出个植木税。

到城里上个厕所要交厕所税,农民到城里厕所挑个大粪,他都能给你整出个大粪税。

听到老梁都感觉到恶心,所以有人就整了这么一首诗,大家伙瞅瞅应不应景,说:“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唯有屁未捐”

哎呦!我去!这帮子军阀想钱都想疯了。

老梁最后给大家伙再整一个,您想不到的——未来税!哎呦!老梁肚子疼,外加脑仁疼,这叫啥事呢。河南军阀都把这税种收到了1950年,这都建国以后的时间点了。北京廊坊这嘎达更牛掰1937年的时候,都把2035年的税都整了。

这叫饮鸩止渴啊!

说道这里,估计有人要问老梁了:“全国都这样吗?”

能这样干的大部分军阀,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都差不多完蛋了,能撑下来的都是关心地方老百姓有思想的新军阀,比如桂系的李宗仁。

这位之所以能排在蒋光头的后面,就是因为对地方进行了有效的管理,手中的兵才成为最强的大头兵,才能和老蒋掰掰手腕的存在。

借款

和各个列强借款。当然抵押物就是地方上的矿产,以及正儿八经的地方税收,铁路线使用权等等。

最典型的就是那袁大脑袋,顶着个大总统的帽子向各个列强借钱,一借就是二千五百万英镑,这钱干嘛了,扩充他的北洋军,然后收买那些个不怎么听话,但愿意听钱使唤的混蛋。

再有就是各个列强,自己个挑在大华夏地头上混的比较开的军阀当代言人,时不时的给提供一点低息或者无息贷款,或者干脆就是赠送的钱,或者军火从而达到操控大华夏局势的目的,浑水摸鱼的捞更大的好处。

比如奉系的背后就是小鬼子,当然小个子张作霖是个不怎么听话的军阀,这不背后就被小鬼子下了黑手在皇姑屯那地方给炸死了。

种鸦片

有些军阀手黑的很,逼迫老百姓种鸦片,到了收获的时候,就给一两个铜钱,或者干脆一点都不给,把大烟一收,最后拿着大烟给自己的军队当军饷使唤。最典型的就是刘镇华的镇嵩军。

金融

印发各种各样的纸币,这军阀还在的时候,这纸币虽然不值钱,但还管点用,但这军阀一旦完蛋了,这纸币比那擦啥纸都不值钱。当年很多玩金融的人,就栽倒了这杂七杂八的纸币身上了。

最典型的是,发动内战的蒋光头,所有的财力都投入到了战争中了,那法币人们论筐来买一捧大米粒。

当然也有安安稳稳在自家地头上发展经济的,例如阎锡山,蹲在山西的地头上,开矿,搞工厂,最后还整了一个银行玩,蹲在自己地头上发货币,这货币全国都能流通,你说牛掰不牛掰,在那个时期山西就是一片世外桃源啊!

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加个关注,顺手点个赞呦!

不沉的经远
「不沉的经远 」发表观点
2020-04-19

首先纠正问题里一个小错误,军阀混战一般是指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时期,不是清末。军阀混战时期,各路军阀争斗不休,为此都很注重扩充实力,导致军费开支是一直居高不下。而各路军阀军费来源也是五花八门,下面简单说一下。

一是控制了北洋政府的大军阀,他们的来源主要是北洋政府的财政收入。

在军阀混战时期,北洋政府的当家人也是几次易主。最开始是袁世凯,袁世凯死后是段祺瑞,段祺瑞在直皖大战失败以后,则换成了曹锟,之后又是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联合主政,到最后的张作霖安国军政府。

虽然因为军阀割据,北洋政府收不到各地的赋税,不过这铁路、邮电几个部门还是收入颇丰的。此外被列强控制的关税每年在扣除赔款和外债以后有一块结余,叫做关余,也是移交给北洋政府接收。

这不管谁当家,都是控制了北洋政府的财政收入。这笔钱自然就用于养自己的部队了。

此外控制了北洋政府的人还可以向国外借款。比较有名的有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段祺瑞的西原借款等。这些钱也都被他们用来扩充自己的实力。

二是军阀在自己控制的地盘上直接自筹。

军阀往往割据地方,有自己的地盘。大的军阀割据数省,中等的控制一个省,再小的则可能只有几个县。军阀混战时期,军阀所控制的地区所收赋税一般都是截留自用,甚至可能预收几十年。以四川广安为例,1935年时,广安的田赋已经收到了1990年。而北京廊坊的边防保障特别税,干脆预收到了2035年,多征收了差不多100年。

此外为了满足军事需要和个人享受需要,军阀往往还会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苛捐杂税。像四川军阀杨森就在自己治下新设立了几百种杂税,走路要交路税,坐船要交船税,甚至农民挑粪都要交个粪捐。有人讽刺“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唯有屁无捐”。

除了各种苛捐杂税外,地方军阀另一个敛财的办法则是发行钞票。民国早年理论上通行的货币是白银和银元。不过各家银行往往会发行银元兑换券,也就是钞票。当时北洋政府会发行银元兑换券,地方上各省自己也会发行本省的银元兑换券。当军阀们需要用钱时,有时候就会开足马力印一批银元兑换券应急。民国时期多次因为纸币大幅度贬值引发过金融风潮,就是军阀乱印钞票引起的。

当然,上面的做法其实都算文明的了。军阀混战时期不少部队是土匪改编,这土匪习气自然也就带了过来,一旦没钱了贩毒、绑票啥事都干的出来。

三是依附他人。

军阀混战时期也有些军头没有自己的地盘,那就只能依附别人过活。比如冯玉祥早期并没有固定的地盘,就依附曹锟,由曹锟接济军饷。还有像盗东陵出名的孙殿英,先后依附过刘镇华、孙岳、张宗昌等人。

这其实有点像现在的雇佣军,谁给好处就给谁卖命。当然这样的部队待遇一般比军阀的嫡系部队要差,一有机会都会另谋出路,抢块地盘自己当家或者改投条件更好的东家,因此不大可靠。

晋右史
「晋右史 」发表观点
2018-12-31

民国时期军阀的军费来源比较多样,但也有规律可循,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北洋军阀混战前期的征税;北洋军阀混战后期的整顿,提高汲取能力;国民党新军阀的进一步汲取三个阶段。

1、第一个阶段

在袁世凯死后,最高权威的丧失,加上北洋系统的内斗,中央权威急剧削弱。军阀也开启了问鼎与混战时代。这时候军阀的军费主要来源,就是传统的税收系统。

同等条件下,谁占据的地盘人口多,税基就大,税收就多。

(民国财政史)

当然还有一条就是加派,把税收收到n年后,竭泽而渔解决。

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前后大家都是这么依托这种税收方式作战。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供养的部队少。

2、第二个阶段

战争改变制度,这是常识,也是公理。为了获得胜利,军阀需要有更多的钱粮,部分军阀开始了改革,典型的是东北的张作霖与山西的阎锡山。

(阎锡山提高了汲取能力)

阎锡山推行六政,禁止士绅干涉地方行政,提高政权汲取能力。在清末,山西和安徽的收入差不多,都在600-700万元左右;到了民国十年,山西的收入已经是安徽两倍,达到1300多万元。

东北的张作霖一方面提高汲取能力,另一方面进行垄断经营,提高了实力。税收就有3400万元,自然能有入关称霸的能力。

(二次直奉战争)

在南方统一广东的国府,在财政专家宋子文的处理下,广东一年收入一度达到9000万。在未来他们自然都是有能力争霸的。

3、新军阀阶段

东北军几次入关退出了关外。在国府北伐的时期,冯玉祥拿到了苏联的经费支柱,桂系有整顿后的广西财政支持,国府有广东财政支持,阎锡山有山西财政支持。

(势力图)

相对于各地军阀,他们的税基、汲取能力、或者军队动员能力,至少有一方占据优势。在战场上取得相对优势也是自然的。

在新军阀混战中,蒋介石在财政上占着江浙与广东,处于绝对优势状态。

(国民政府)

战争开始的时候,大家用着传统的征税方式,顶多加派;随着战争的发展,部分军阀开始了财政改革;到了国府时期,其汲取能力比起来北洋政府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当然真正打大动员要到了土改。

参考文献:

李怀印 | 集中化地方主义与近代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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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武
「萧武 」发表观点
2019-04-20

清朝崩溃的时候,财政体系问题就已经比较大了。

清朝原来的财政体系以向农民征税为主要来源,后来为了保证给列强的赔款不出问题,由英国人赫德参考英国的关税体系,为清朝建立了关税体系。关税收入扣除给列强的赔款后,剩下的交给清政府,也就是关余,是晚清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晚清时期,清朝的另一个主要财政收入来源是向列强借款,以中国的各种经济权益为抵押,比如矿产资源开发权,修筑铁路的权利等等。比如在东北开发问题上,就是美国,德国,日本和俄国都在竞争,想以借款抵押的名义控制东北。

进入民国以后,袁世凯时期,各地的主要收入基本上都用于维持本省,向中央解送的税收比较少,而中央的收入来源比较少,只能依赖于向国外继续借款,抵押同样是各种国内政治经济权益。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梦想武力统一全国,但又没有钱用来维持军队,只能继续加大向列强借款力度。

不过,相对而言,地方军阀如果无意问鼎中央,日子相对还是比较好过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地盘,可以搜刮自己地盘上的老百姓。能力比较强一点的军阀还可以向地方上派遣官员,进行搜刮,有些还在本省进行了一些建设和开发。

比如山西,一直处在阎锡山的控制下,当然也大量搜刮老百姓,但阎锡山也利用山西的资源优势,进行了一些现代化的建设,比如修铁路,支持发展工商业等等,所以收入来源是比较稳定的,能够维持一支规模不小的军队,成为阎锡山始终控制山西的根本。

桂系对广西的控制也类似于这种情况,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控制广西之后,进行了不少地方建设,还曾在广西境内大量种植梧桐树,向境外出口桐油。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比较稳定,号称模范省。李白并在广西开办了一个航空学校,抗战开始后交给了中央。

总体而言,只要有自己能够稳定有效控制的地盘,收入来源就比较有保证,而没有稳定有效控制的地盘的,收入来源就捉襟见肘,比较难以维持,容易大起大落。比如冯玉祥,虽然北伐后军队规模很大,战斗力也不错,但是因为没有可靠的地盘,就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中原大战就只能依赖阎锡山的财政支持。

但是如果要问鼎中央,维持军队规模超过本省财政收入负担水平的,就只能依赖于向列强借款了。比如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退回东北,一方面进行建设,另一方面就是向日本借款,否则以东北当时的财政负担能力,是不足以维持军队。

此外,像粤军,川军,滇军这种依托对本省的有效控制的军阀,能够持续稳定的搜刮本省老百姓,财政收入来源有保证,也无意于问鼎中央的地方军阀,也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总体来看民国时期的苛捐杂税特别多,就是因为军阀要维持军队才能控制自己的势力范围,只能竭泽而渔。

朝文社老张
「朝文社老张 」发表观点
2021-01-13

答: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与辛亥革命的胜利,近代中国进入了“中华民国”时代,但太平了没几年后,随即又陷入了新一轮的军阀混战里。各个派系的军阀画地为牢,大大小小的“大帅”们张牙舞爪,大江南北打成了一锅粥。如此乱象,正如经典话剧《茶馆》里那句台词:“你看,今天王大帅打李大帅,明天赵大帅又打王大帅,是谁叫他们打的?”

这么个打成一锅粥的年月,“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军费开支,当然也是暴涨。单是顶着“中央政府”旗号的北京北洋政府,1916年的军费开支就达到一点五亿元,到1919年更涨到二点一亿元。以民国外交家曹汝霖《民初外交回忆录》里的估算,段祺瑞掌舵北洋政府期间,北洋政府每月就要亏损八百万元。“中央政府”尚且如此,各地军阀自然不用说,只要干个仗,就是大把钱财往里砸。

那么问题来了,放在那个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到全世界都知道的年代里,这帮军阀们又是哪来的钱,“烧得起”这些无休止的混战?首先值得一说的,就是“正当来路”——军阀们搞“经济建设”的成果。

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奉系军阀张作霖,这位草根出身的“东北王”,眼光也比同时代多少喜欢“竭泽而渔”的军阀们高出一筹。外加他的身边,更有杨宇霆、王永江等“建设型人才”。所以自他执掌东三省后,东北大地的经济很快有了长足发展:耕地增长到2.7亿亩,自建铁路近1522公里。工业产值更领先全国——东北境内,中国人创办的电厂就有23家,奉天一地的公私企业就有四百多家,包括了纺织、冶炼、榨油、机械等各个行业。特别是拥有三万人规模,日产子弹四十万发的东北兵工厂,更有“东方第一”的美名。

奉系军团那雄厚的军事实力,就是靠这些“建设成果”打的家底。

不过,放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有张作霖这种眼光的军阀,那实在是太稀缺。更多军阀捞钱的方式,却是简单粗暴——横征暴敛不就完了嘛。就以代表“中央”的北洋政府控制的区域来说:仅1913年到1920年,田赋的征收数额就增长了一倍,附加税更增长了五倍。而且每当军阀间有混战,当地的农民们除了流离失所,还要承担大量额外赋税。比如1930年著名的“中原大战”里,当地农民承担的“地丁税”就暴涨40倍。而在军阀混战不断的四川省,1932年时,有些县的田赋税收,竟已“预征”到了1978年。

作为军阀混战“重灾区”的河南省,更是生动写照:从1916年到1926年,河南境内城头变幻大王旗,各路“大帅”“精英”来了又去,动辄就要刮一笔。河南的田赋四年里就暴涨一倍,另外还有几十种“捐税”,就连“花生”“棉花”都要收捐,到1926年,河南全省征收的田赋捐税竟有一亿元之多,等于是河南男女老幼,每个人每年就要负担三块银元。这还不包括“临时加征”压榨走的钱财。老百姓的生活“日得三餐,不得饥饿,便以为人生大幸”。“吃顿饱饭”都成了日常的奢求。

农业如此,那工商业呢?今天好些“海外学者”,还大书特书北洋时代“民族工业的春天”。那这“春天”究竟是啥样?比如民国初期曾无比繁荣的天津面粉业,由于不堪军阀盘剥,到1928年“皆相继停业”,1916年,上海烟酒联合会也哀叹“捐税之繁苛,实为中外古今所仅见”。当时哪怕从上海运一坛烧酒到北京,一路就会被各种雁过拔毛,缴纳的“过路费”竟是烧酒价格的三倍。这样的时代,哪里是什么春天?更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里有句不客气评语:“民初之十年为黑暗时代。”

当然,哪怕横征暴敛到这地步,对于那些想“办大事”“打大仗”的军阀们来说,来钱还是太慢。于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赚钱手段,也堂而皇之地摆上前台:种鸦片。

虽然“种鸦片”这事儿,晚清年间就十分泛滥。但在晚清最后五年里,清王朝不但成为“万国禁烟委员会”的缔约国,更以空前手段打击鸦片。到1911年时,中国的鸦片产量已比1906年下降七成。但等到“晚清”变成“民国”,“军阀混战”大幕拉开,“来钱快”的鸦片产业,也被“大帅”们看做提款机,迅速卷土重来。

比如当时贵州的军阀,就专门拨款买罂粟种子,然后贱卖给农民耕种。军阀周西城还公然宣传“无烟不富”。云南军阀唐继尧严令治下各县加种鸦片,种得少的还要罚款。四川的军阀们,更对“种鸦片”下“硬指标”:平均每84个村子,就要种植10万亩鸦片,不达标者竟要加收七年田赋。作为“中央”的北洋政府更干出荒唐事:昔日负责查禁鸦片的“禁烟总所”竟负责卖鸦片,仅在北京当地,每年就卖出一千多万两鸦片烟膏……

这一番操作下,中华大地再度鸦片泛滥,广州、厦门、上海、长沙等“一线城市”,满眼都是烟馆,长沙当地烟馆多达7000家,上海仅南汇一地,“瘾君子”就多达六万多人。四川全省更有烟馆五万多家。鸦片的种植区域也是疯狂扩大,北洋时代,云南全省年产鸦片五千万两,安徽的要道两边全是鸦片烟苗,河南东部的鸦片种植量,已经占到耕地的一半以上……也正因为鸦片挤占了大量耕地,所以北洋时代屡见不鲜的,就是各省持续不断的灾荒。比如遍地鸦片的四川,就多次爆发灾荒,奄奄一息的灾民,甚至悲愤吞鸦片自尽。

在那个时代,那些“大帅”们出征时,常见带着大批鸦片,除了官兵们拿来抽,关键时刻还用来当军饷发放。甚至缺钱粮时也一路贩卖鸦片。甚至为了争夺鸦片的暴利,各路军阀也大打出手。比如“粤桂战争”“江浙战争”“滇桂战争”等大战,说是为了“主义”“公理”,其实都是为了抢鸦片。以当时中华国民拒毒会会长罗运炎的怒斥:所谓军阀混战,实在是“争鸦片税与包鸦片烟”。

那些民国的“风花雪月传说”之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鸦片流毒蔓延,百姓苦难深重的“中华民国”。当现代不少“海外学者”,还在津津乐道民国“大帅”们的“可爱”“优雅”,甚至憧憬去给军阀“做姨太太时”,不妨,可以先脑补下那个时代,遍地摇曳的罂粟花。

一句“民国军阀钱从哪里来”的疑问,看似平平无奇,其实却好比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切开“民国风情传说”外表下,一个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看懂了军阀们的“钱财来路”,或许也就深味了那个时代,劳苦大众们痛彻心扉的苦难。

但是,也同样是在这样一个苦难到绝望的时代里,依然还有执着的先行者们,苦苦寻找着救国的真理与道路。甚至毅然抛下安逸的生活,从此选择了抛头颅洒热血的一生。正是多少人这样坚定的选择,才令中国终于走过了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或许,重温过苦难,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选择,从心中种下对他们的深深敬意。

参考资料:王金香《北洋军阀时期的鸦片泛滥》、巴志鹏《民国时期的农民负担》、石璐璐,张春波《试述张作霖主政东北及东北的地方建设》、裴长洪《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陈宇《西原借款问题新探》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幸运星爱分享
「幸运星爱分享 」发表观点
2021-09-22

清朝之后,中国进入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这就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时期,从袁世凯上台之后,到后来新中国正式成立,这段期间国内出现了无数的军阀,这些军阀当初都是从北洋军中出来的,还有各地的武装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就形成地方军阀。

当然,后来国民党在统一战争中,也吸纳并诞生了一些新军阀,这些军阀为发展自己的势力,不断扩张着地盘,增加自己的军队,为了个人利益展开争斗,让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这些军阀相互争斗,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也让中国这么长时间一直处在内战中,这才遭到日本的攻击,差点就面临着亡国的困境。那么,民国时无数的军阀部队的军费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一,向列强借款。辛亥革命胜利后,依仗北洋军强大的实力,窃取革命果实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以办理辛亥革命善后为名,向包括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多国列强借了巨额债款,这就是著名的善后大借款。

这笔总额高达2500万英镑的借款,除了维持政府的运行,大部分都用于北洋政府的军政费。袁世凯利用这笔庞大的借款,扩充北洋军,贿赂收买其他军阀部队,从而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仅是袁世凯,曾经当政的各时期军阀,或多或少都有向列强借款的经历。

第二,压榨统治区内的人民。我们一直说,民国期间,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水深火热”,除了军阀混战、土匪、帝国列强、官僚买办等等势力压迫造成的灾难之外,作为直接统治者的军阀压榨,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第三,种植、贩卖鸦片所得金钱。自清末鸦片战争以来,鸦片就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和精神的最大毒品。但是,因为其强大的上瘾性和政府的不作为,使得鸦片在中国愈发流行。

而作为统治一方的军阀,他们不但没有遏制鸦片的流行,反而秘密或公开种植、贩卖鸦片,从而获取巨额利润。当时民国的军阀,绝大多数都曾因种植鸦片、贩卖鸦片获利。

第四,财团支持。这方面的代表,也是最为成功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蒋介石了。北伐胜利后,掌握了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唯一欠缺的就是财源,而这时,通过与宋美龄结婚,联系上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江浙财团后,蒋介石正式羽翼丰满,成为当时民国势力最强大的一方。,

除了这四种最主要的方式,军阀们为了筹措军费,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如土匪一般公然抢劫,有的在统治地区滥发钞票银元,有的甚至对于封建王朝的古墓下手。

通过这些军阀获取军费的途径,就能看出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毕竟他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他们的军费中有无数人民的血汗,很多都是靠着抢掠得来的,自然就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他们倒台也是迟早的事情,可惜的是这些军阀实力还是很强,这也让他们维持了很长时间才倒台。

西府赵王爷
「西府赵王爷 」发表观点
2019-08-06

民国时期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可那时候的军阀混战不断,钱从哪里来?

第一种方法,增加税收以及搜刮民众。

各地军阀在控制了自己的地盘以后,就以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展了大规模征税活动。

除了军阀“中央”规定的必缴税赋以外,各地行政长官还私自的增加本地区税收,很多民众都需要负担多重税赋,而这个军阀收税的名义也是发挥出了最大的“想象力”,比如说什么饮水税、婚嫁税、运粪税等“奇葩”税收。

比如运粪税,其就是四川军阀杨森搞出来的,帮城里人运大粪也要收税。

有人写诗讽刺道:“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唯有屁无捐。”

他们总会不断的想出新的收税名义,有些军阀甚至“支持”预收税赋,民众必须按照要求缴纳随后几年的税务,河南某军阀甚至把岁税收到了1950年(新中国都成立了),足以看出他们的贪婪。

在某些民众拿出不钱来缴税以后,士兵们还会进入他们家中进行搜刮,能抵用钱财的东西也会全部拿走,这种税收模式把民众折腾的够呛。

第二种方法,靠列强的借贷。

中国各地军阀在混战之时,外国列强可是非常“舒爽”的,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放出大量的贷款以及武器,掠夺的钱财是非常巨大的。

比如说东北王就依靠着跟日本的合作才稳定一方,先进的武器以及巨额贷款,让军阀们可以缓解自己的局势。

后来的国民政府也跟各国借了近十五亿美元的贷款,这才有了扩军打仗的财力。

不过这种方法只有大军阀才有资格使用,列强们也基本不会跟小军阀有什么合作。

第三种方法,寻找本土“土豪”支持。

在民国时期,我国的江浙地区是非常富有的,虽然当地商人们都不是军阀,但是他们的财力可是远超各路军阀。

就拿国民政府来说,蒋宋联姻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江浙土豪们的支持,自从联姻活动完成以后,国民军队就再也没有缺过钱花,整个内战期间蒋介石都是依靠这些富商支撑军队,足以看出这些商人的雄厚实力。

第四种方法,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种植毒品。

虽然前面三种方法都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并不是每个军阀都有实力做到的,只有势力范围比较大的军阀才会得到其他势力的“青睐”,某些即没有财团支持又争取不到列强支持的军阀,就只好在自己的地盘做点暴利“生意”。

以鸦片为代表的毒品生意在民国时期空前“火爆”,这种“商品”的倾销会给贩卖者带来巨大的利润,况且当时上海等大城市对于鸦片的需求量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

所以有很多的军阀就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机会”,他们让自己辖区的民众将庄稼全部清除,把鸦片种满整块耕地,等到收获完成以后再去上海进行走私生意,很多军阀也因此得到了养兵的军费。

这里面的代表就是贵州军阀王家烈了,在全盛范围内纵容百姓们种植鸦片,就跟当年金三角的那些毒枭们差不多。 而他底下的士兵们也抽,人人两杆枪。

以上这些方法虽然都解决了军阀的财政问题,但是却把民众推向了“深渊”,在这个时期生活的民众无疑是非常不幸的。

尚武菌
「尚武菌 」发表观点
2019-08-05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下一年的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这也标志着正式进入民国时期。可就算有了中央政府,也未能阻止地方割据势力的壮大。他们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但是这些地方势力却私下培养着自己的军队,慢慢地大军阀小军阀就越来越多了。想要培养一支军队是很不容易的,不仅花钱还费力。要不怎么说养兵千里,用兵一时呢,要想自己的军队能够派上用场,是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金钱的。可是那些军阀们是怎样搞到资金的呢?要知道由于晚清政府的不给力,中国是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的,这些条例中大都有着赔款选项。

咱们中国不知道给西方列强白送了多少银子,国家穷着呢。个人有个人的法子,他们想要弄到钱,这就需要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地方势力最终能够成长成大军阀,那么他们大多都离不开西方列强的援助。比如东北王张作霖,此人势力的壮大绝对是离不开日本人的帮助。日本人知道他组建军队缺钱,日本很爽快的就把钱借给他了。张作霖在作战方面缺枪支弹药,日本都会给他。日本人这样做当然不是出于好心,而是另有所图。总之,张作霖组建的东北军所用的开销费用有很多都是向日本借的。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成功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也是离不开西方列强的帮助的。北洋政府的军政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袁世凯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所以他出卖在华利益,跟西方的很多国家都借了钱,用以维持北洋军队开支。当然有很多小军阀由于没有那么大的势力,是得不到西方列强的借款的。那么他们是怎样筹集军费的呢?很简单,是个老套路了,那就是压榨平民百姓。虽然那个时期的人们生活得都很艰苦,手里没有什么钱。但是蚊子再小也是肉的,每个人都拿出来点,将其总合起来,钱的数目就比较可观了。

有的军阀为了筹集钱财,可以说是用尽各种办法了。鸦片战争以来,让很多人都看到了鸦片是有巨利可图的。于是很多军阀不顾道德底线,采取公开地鼓动统治区域的人们去种植鸦片。他们在其中牟取暴利,一时之间可以说是财源滚滚了。有很多大的军阀势力背后都是有财团支持的。财团,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富的流油。蒋介石最终能够从那些军阀势力中脱颖而出,这可是离不开江浙财团的帮助。他就是因为娶了娇妻宋美龄,才最终和江浙财团搭上线。有了江浙财团的支持,蒋介石势力渐渐地一家独大起来。

湘泪飞蝶
「湘泪飞蝶 」发表观点
2019-11-17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清朝灭亡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进入到中华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各方势力轮番上阵各领风骚两三年。军阀混战军费开支浩大,为了养兵各地军阀采取很多方法筹集军费。

1.中央政府军费拨款,民国时期有国家正式中央番号的军队是有政府军费拨款的。甚至当时中央政府的财政开支大头就是军费,军费开支经常占到政府财政的30%以上 。当然中央政府的军饷只发放给具有正规番号的部队,地方军阀私自扩编的军队是没有中央发给军饷的。北洋政府为镇压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不断增加军费,1916 年1 亿余元,到1918年就增到2.03 亿元。这些军费开支是军阀军费的一大来源,后来中央政府主政者都以裁军削减军费为目标。北洋军阀中央政府日益穷困政局混乱军饷常常拖欠,国民党取代北洋军后大力削减非嫡系军队军费,很多军阀不得不依靠其他方式来获取军费。

(北洋军照片)

2.地方政府筹措,军阀在驻扎地和势力范围内就是土皇帝。地方财政的想当一部分被军阀用于扩充军队购买军火发展军备,尤其是那些拥有固定地盘的军阀如奉系滇系桂系山西的阎锡山等等。为了增加收入军阀控制下的地方政府多次增加田赋、盐税和其他杂捐杂税。据不完全的统计,各地田赋正税在辛亥革命后有很大增长,有的地区增长50.6%,而田赋附加税则增长了二至三倍。盐税自1913 年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后,收支权都操在外国人手里,各地军阀为了筹措经费便擅自增加盐的附加税捐。据估计,全国盐的正附税在辛亥革命后约增加了二倍以上,引起盐价飞涨,民不聊生。广东的当铺被迫提前两三年以额定数量的 75%交纳他们的税款。

有些军阀注重地盘的经济建设和工商业发展,经济发展财政充足再用于军费开支。如第二次直奉大战前奉系军阀,仅奉天全省的税收总额高达3000多万元,扣除支出,盈余820万元。

3.搜刮盘剥驻地百姓和勒索工商业者,驻地商户劳军和向各个行业商会强行摊派勒索。开设银行发行地方纸币,铸造金属货币谋利。比如四川军阀的防区制,军阀们在军队驻地防区搜刮民财巧立名目收取苛捐杂税。每一个防区的驻军长官直接任命地方的行政长官,而这些行政长官往往也都是由驻军军官担任。他们可以在自己的防区内为所欲为,包括自由征税、任意扩充军队。有资料记载,四川军阀田颂尧在射洪县主政期间,曾在一年内征收未来十多年的税收,百姓疾苦可想而知。

各地军阀为了筹措军费还滥铸硬币和滥发纸币,铸币价值远超实际价值甚至铸造当十当百大钱。还滥发纸币甚至擅自发行军用票、金库券、加印官票和军需兑换券等,票额越来越大,币值越来越低。如张作霖1917 年发行的大洋票,到20 年代低到只有原价的四分之一。

(民国当十铜币)

4.非正规来源,有些军阀为了筹措军费去盗墓和种植走私鸦片等。1928年,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的乾隆墓和慈禧墓。盗掘出的宝物价值无法估量,仅运送大车就有三十多辆。奉系军阀汤玉麟盗掘辽代皇家墓葬,陕西军阀党玉琨对陕西凤翔秦汉古墓疯狂盗掘。

(东陵大盗孙殿英)

鸦片战争后鸦片大肆输入中国,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自清末以来就有官员上书将鸦片国产化寓禁于征,此后种植鸦片成风甚至后期进口鸦片都被国产鸦片挤出市场。

鸦片种植走私是云贵川地区滇军军阀的主要收入,1920年,云南军阀唐继尧打着“寓禁于征”的幌子,在全省推广鸦片种植。全省各县都被摊派了种植任务,只许超额不许减少。唐继尧让云南几乎成了鸦片的王国,每年产量高达6000万至1亿两之多,而滇军才得以成为全国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剑桥中华民国史》

(旧社会吸食鸦片的百姓)

5.劫掠百姓和缴获敌对势力的军备物资财产,军队行经某地或者临时驻扎某地勒索当地开拔费。

《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在 1917 至 1924年间,单单在一个领事区就有 153 个美国人或商号被抢劫,遭受大约 400000中国元的总损失。卢永祥于 1924 年离开杭州时,从这个城市的商人得到了 500000 元。张敬尧当湖南军队于 1920 年迫近长沙时,要求这座城市的商人给他 800000 元。他警告说他的士兵将洗劫这座城市,他并且扣留商会会长作为人质。商人们最后交出 110000 元。张敬尧逃走时只好接受了。

奉系军阀的旁系直鲁联军张宗昌部队大肆收编土匪武装,有些部队仅有番号没有军饷全靠劫掠百姓。

6.外国借款外国势力的扶持,辛亥革命以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开始统治中国。为了筹措军费扩充军队,北洋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谈判借款,签署了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八四实收,扣除6%的佣金,净收入2100万英镑。借款指定用途,扣除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遣散各省军队、抵充政府行政费外,仅余760万英镑,而到期归还本息竟达6789万英镑。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

(外国使节和袁世凯)

段祺瑞皖系军阀当政时,以“参加一战”为名,向日本进行大宗借款,组成所谓“参战军”,扩充皖系势力,进行反动的“武力统一”政策。1917 年1 月至1918 年9 月,日本政府代表西原龟三以“私人身份”六次来华,经手八笔借款,合计1.45 亿日元。这些借款被称为“西原借款”,西原借款以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为抵押。

(皖系军阀段祺瑞像)

7.地方财阀商会银行的扶持,主要是指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阀和两广香港为中心的买办财团。蒋介石当上北伐军总司令以后,就开始联络上海的江浙财阀。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江浙财阀开始大力支持蒋介石。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50万元,帮他解决了年关的急需。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4月1日,又垫付了300万元。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多亏了江浙财阀承销国民政府发行的各种公债。才使得蒋介石财政充足,击败了阎锡山冯玉祥桂系等竞争对手。

(国民党新军阀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达摩说
「达摩说 」发表观点
2019-12-20

民国时期的军阀无视中央,野蛮生长,所以一茬一茬地换的也快,今天我打跑了你,明天保不齐你就把我打趴下。如果想长时间立于不败之地,那就要建立一支精锐的军队。

但养兵是需要钱的,民国时期的军阀为了筹集军费,那还真是煞费苦心。

比较大的军阀筹钱也相对容易,他们有足够的地盘,足够的人口,所以也愿意沉下心来发展当地经济,以便获取足够多的赋税。像奉系军阀张作霖,坐拥东北地区,东北的经济也在张作霖的领导下有所发展。

而且大军阀有信用,一般不会随随便便就被灭了,说不准哪天就统一中国了。列强看准了这一点,分头下注,所以列强都愿意给各大军阀借款,以便通过借款的方式控制其经济,或是换取更大的经济政治特权。像段祺瑞、张作霖等人都曾找列强借过钱。

大军阀还可以通过大的财阀财团获得支持,这个比较典型的是蒋介石。蒋介石是靠北伐军起家的,那他北伐军的军费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江浙财阀的支持。后来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江浙财阀仍然是他背后的财神爷。

对于一些二流军阀,他们没有问鼎天下的能力和决心,但占有一省地盘以图自保,还是绰绰有余,像广西的桂系、山西的晋系等。这些军阀要想扩军,筹集军费的方式也比较多元化。

比如贵州军阀王家烈,他鼓动全省百姓种植鸦片,通过贩卖鸦片来获得军费。除此之外,一些西北军阀也种植过鸦片。

再比如广东军阀陈济棠,坐镇广东这个沿海省份,靠着大搞进出口贸易大赚其钱,甚至瞒着蒋介石和中央苏区做买卖。

总的说来,这类军阀保有自己比较固定的一块地盘,一方面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税源,另一方面结合自己本地区的情况,创造性地获得一些收入。

不过,对于一些小军阀来说,他们本身实力弱小,没有稳定的地盘,一般都是在大军阀手下打工,自保尚且不易,整日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当中。而且这些军阀往往出身兵痞,图的不过是升官发财,没有高远的政治理想。所以他们为了一己私利,便不顾一切地利用苛捐杂税去榨取辖下百姓。

他们收税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预先征税,把数十年的税都提前收上来,不少军阀的税都征到了1949年以后,热河的军阀汤玉麟甚至把税收到了1972年。第二就是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赋税,比如饮水税、婚嫁税、运粪税之类,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可见其荒诞胡闹。

和煦斋文史
「和煦斋文史 」发表观点
2019-05-30

清末军阀混战,为筹措军费各显神通,有的收茅厕税有的学曹操

清朝末年军阀混战,一开始是袁世凯做大总统,此后北洋军政府直系、皖系、奉系等军阀轮流执政,谁的枪杆子硬谁就是老大。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军阀的军费是不可能指望上级来出的,除非在北洋政府当差的就是自己的老大。军阀的军费,主要是靠各个军阀自己,方法也可谓是五花八门。

以奉系军阀为代表的,是大力发展经济。奉系军阀一度非常辉煌,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张作霖痛定思痛,大力改革军事,引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还建设了空军学院。为了维护东北的军事,张作霖任命张作相等人发展当地经济。张作相对东北的经济是有不少功劳的,他发展铁路,修建公路,还发展教育,为东北的经济和军事提供人才储备。经济发展了,税收自然就上来了,军费问题也就不用愁了。

以四川军阀为代表的,是征收名目繁多的税种,并且预征收。四川这个地方,本身内部就有很多军阀,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抢夺地盘,各军阀以各种理由收税,有些税种真的很奇葩,比如农民捡马粪要交粪税,养猪要收猪仔税、杀猪税,如厕要收茅厕税,甚至睡个山洞都要交山洞税。而且还提前征收,有的都征收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苛捐杂税再加上提前征收,军阀的军费有了保证,可是百姓的生活却更苦了。

以孙殿英为代表的,采取极端手段敛财。有些军阀占地人口少,地方经济不行,税收也收不上来,那怎么办?孙殿英是学曹操,炸了慈禧的墓穴,从里面捞了很多宝贝,卖了换钱。也有一些军阀种植鸦片,虽然不是当时的主流,但是鸦片确实是来钱非常快。当时清朝末年,鸦片在中国早就没了限制。抽鸦片极容易上瘾,为了鸦片可以倾家荡产,所以一些军阀就让军队种植,赚取了大额军费。

当时,这只是几个军阀筹措军费的代表。如果军阀入主北洋军政府那就爽了,直接从国家税收拨款。但是大部分军阀,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置办装备。为了获得更多的人口和土地,军阀之间互相争战;为了战争,军阀又得从自己的地盘里征收军费,从而造成恶性循环。终于,这种恶性循环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与反抗,并爆发了针对军阀的北伐战争。

读者朋友们,您知道当时军阀还有哪些收敛军费的方式吗?期待您的关注与点评!

辽宁资深球迷二代
「辽宁资深球迷二代 」发表观点
2023-05-09

请大家回忆一下两部老电影中的台词!

一个明朝军官:刘公公要扩充军备,现在要征税,要征收军人服装税、出入平安税、安居乐业税......你们佛笑楼要交500两银子———《太极张三丰》。

师爷:不好,咱们来晚了,鹅城已经把税征收到90年之后了———《让子弹飞》。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两段电影台词是十分的荒唐可笑?可在真实的历史上,民国军阀征税的匪夷所思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上述两部电影。

例如上世纪20年代的四川,在那个四川境内军阀混战的年代,为了筹集粮饷维持军队的运转,这些川军阀们是巧立名目,各种税种名头前后发明了二三十种。也就是说,在税种最多的小县城,一户普通百姓家最多要交30多种税。更奇葩的是,即便是这样的征税,征上来的钱财也无法养活军阀手中的军队。为了扩大税收,军阀们就进行了各种无底线的预征,即提前征收未来的税。

就在刚才说的20世纪20年代,川地的军阀们根据所控制区域情况的不同,他们的预征PK也是一个比一个夸张,因为他们竟然把税收征收到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还只是最普遍的征收,最夸张的征收是四川宣汉、万源一带,这里竟然征收到了2050年——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来到这个时代!

所以鹅城师爷提到征税征到了90年后,这一点也不夸张!

如此荒诞的征税,也间接解释了1934年著名的万源保卫战,红四方面军为何可以吊打川军阀?8万多红军反横扫川军26万多人,击毙击伤川军6万多人,俘虏又抓了2万多。由于川军最大的军阀刘湘在这场战役中损失惨重,其他军阀也损失不小,这也直接导致随后的中央红军进入川地时,当地的军阀几乎无所作为,甚至对红军的转移给予了放行态度。

被打的死伤惨重,甚至数以万计的川军选择投降和被俘,这也足以证明,当地的征税早已失去了民心,川军在红军面前早已失去了战斗力。就算税征的再多,买回来的枪炮甚至包括征集而来的壮丁也会落到红军的手里。

不省人史
「不省人史 」发表观点
2020-05-23

当时的军阀有多少?据说大大小小的军阀加起来多达三千多个军阀。

一个军阀想要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利益不会被人所侵吞,那么他手底下就必须拥有足够的人马作为后盾。

可是,他们想要养出一支能够保护自己地盘和利益的人马,就必须得有足够的军费,用于发放军饷和购买装备。

军阀的军费又从何而来?

军阀的军费来源并不复杂,一为发展经济赚钱,二为搜刮民脂民膏捞钱,三为向远道而来的“贵客”借钱。

不过,当时愿意将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的军阀实际上少之又少,稍微突出的也就只有阎锡山和张作霖。

山西在当时可是一个出了名的穷省,可是到了阎锡山的手上之后,硬生生让他经营成了模范生。

不论是经济也好,是教育或者军事等等领域也罢,山西在阎锡山的经营之下可以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阎锡山只坐拥一省之地,但是因为经济的发展,让他有了足够多的钱去招兵买马。

阎锡山不仅有钱招兵买马,还在教育事业上投入了很多钱,乃至于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考察完山西之后都忍不住称赞山西是义务教育典范。

张作霖也是一个很善于经营的人,这可能和他年轻的时候当过一段时间的货郎做过小买卖有关。

老张手上的三省也是当时少有的经济强省,所以也能够养一批精锐的兵马,为他打下了一大片家业。

只可惜,他打拼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业到头来最终还是毁在了小儿辈的手里,让小儿辈拱手让人。

但他在世之时,因为懂得经营和发展,所以手头上的钱也很多,这些钱后来都成为了他的军费来源。

搜刮民脂民膏可以说是当时绝大多数军阀的选择,因为这是最简单粗暴,也最快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大军阀吃小军阀的,小军阀则吃小老百姓的,就这么一层层地搜刮下来百姓们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有的军阀做得混账一些的话,那就是直接抢。

有的军阀则稍微顾及名声一些,所以也就巧立各种名目来征税,有的甚至已经预征到了21世纪,也有的通过黄赌毒以及走私等方式捞钱。

不过,这实际上和直接抢也没有什么分别。

百姓也想反抗,可是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

军阀搜刮了民脂民膏之后,手里有了钱和粮,又继续招兵买马,于是军费开支大了,就只能又继续搜刮。

军阀的军费除了发展经济和搜刮民脂民膏之外,还有一个更为“上层”办法,也就是向外人借。

之所以说这个办法“上层”,是因为只有身份高的军阀才有这个资格,那些“高高在上”的外人也只会借给上层军阀。

对于当时的军阀来说,能向外人借得到钱,也是一本身份、实力和能力的象征,比如袁宫保、段祺瑞之流。

拿段祺瑞来说,他曾多次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借了1.45亿日元,可是后来却只换了一小部分,余下多达1.2亿日元未还。

当时日元和银元的汇率约为1:0.8,可想而知这笔钱对于一个军阀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了。

后来蒋家志清时期,才又换了一个更好听的词,叫作“援助”。

这些大致也就是军阀的军费来源,总之一句话就是羊毛终究出在了羊身上,这是一个更古不变的铁律。

陈悦漫步海边
「陈悦漫步海边 」发表观点
2019-06-01

谢谢邀请!

这个问题有个致命伤,清朝末年可没有出现什么国政无序的军阀混战时期,清王朝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南方省份纷纷宣布独立为止,并没有对地方行政失去控制。

近代真正的天下大乱,国家无序,是开始于民国初年。

军阀们的军费来源,主要是内、外两个方面。

对内,民初的直系、奉系、皖西等军阀,大都操控着一省或者数省的军政大权,相应省份的租税也都在他们控制中,军阀的军队通常是依靠本省的财政收入来维持。

对外,军阀通常会和列强勾兑,列强藉此保护、加强自己在中国某一地区的影响力,攫取更多的利益,为了笼络相应的军阀,会采取提供军事援助、借款等形式,这种外来的金援,也是民初军阀扩张军力的重要财力支撑。

常棣tandy
「常棣tandy 」发表观点
2021-01-13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我这里说一下民国时期地方割据政府财政收入来源:

一、来自田地的赋税

1、田赋。

民国成立初期,田赋沿袭清代旧制稍加变更,其名目包括地丁、漕粮、借课、附加四大类,在西北各省,也有仍沿用旧制的,如差徭、垦务、杂赋等。由于税目繁多,征收制度不一,因而弊端百出,广大农民莫不身受其害。田赋收入在地方军阀的把持下,除了纸面上抵充各省代付国家支出的项目而外,余数全被地方截留,中央无法过问,此项收入派作何用更是无从知晓。

2、田赋附加。

在此期间,人民的负担除田赋正额之外,还有最苛扰的田赋附加,它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许多苛捐杂税。这是一种随粮带征并进而成为田赋正税以外的附加税,因而它的税额往往大于钱漕正税。在北洋政府时期,凡是地方举办的事情,一般都是利用田赋附加来筹措经费的。

3、田赋预征。

除田赋附加税以外,还有田赋的预征。预征田赋是北洋军阀在辖区内取得大宗收入的手段之一,如山东临沂预征田赋始于1922年,广东俯县1924年实行征收双粮,1926年又实行预征钱粮,一般都是预征几年。

以上这些收人虽然为数甚巨,但并不能成为中央财政收入,大都是地方军阀拿来充做内战的经费,或填满军阀官僚的私囊,这给广大农民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

二、兵差收入

兵差是战争时期,政府以军事需要的名义临时向农民征发的力役和实物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力役征收。它包括力役、实物和货币三种形式。

力役指强迫农民充当壮丁和民夫,运送粮草、弹药,修道路,挖战壕,当伙夫等;在战事紧张时,则强制他们当兵,充当内战的炮灰;对于没有劳动力支差的农户,则强迫他们缴纳实物或货币,由政府代雇差役。这种赋役,在封建社会末期已逐渐演变成货币形态,但在军阀连年混战的形势下得以死灰复燃,成为搜刮广大农民最严重、最直接又最普遍的手段。

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拥兵自重,封建割据,又不断地彼此厮杀。从1916年到1924年间,军阀混战从未有一年休止,每年战区平均达7省左右。这种为各自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不同政治势力利益之间争夺的军阀混战,使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

如中央政府的军费开支由1916年(民国五年)的33.81%增长到1923年(民国十二年)的64%。各省政府的军费开支仅在1923年(民国十二年),最低达41%,最高达94%。为满足巨大的军费开支,各系军阀纷纷征发兵差。

不仅打仗的区域有兵差,战区的后方也有兵差,不仅备战的区域有兵差,不备战的区域也有兵差。

从本来意义上说,兵差主要是力役,在大兵所到之处,由地方提供人夫和车辆、性口、船只等运输工具,用以运送粮草和弹药。没有劳力支差,可以交钱或代雇。可是这些临时性的措施渐渐成了一项经常性的征收,不打仗时也要应差和交钱。

兵差虽有力役、实物、货币三种形式,但各地征收也不尽相同,或只征一种,或三种兼征,但以力役和实物为最常见。

我们可以举下列事实说明:1927年11月至1928年5月,山西雁北战区各县所出兵差,货币占0.94%,实物占99.06%。直隶雄县“及十三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役起至十四年一月,共计用银11426元整,除呈准由解库款内抵扣银4105元外,余皆民间负担。”

直隶房山县“军车军草逾数百万"。吴佩孚在山东拉夫抓车,更是封建式军阀残暴对待人民的写照,他“饬令津浦路一带德州、平原、禹城、思县、肥城、齐河等县共纳车4000辆,每辆随一人两骡。并严令即时募集2000辆交付”。拉车的用途是先运子弹,再运柴草,必要时即列队燃着车上柴草向前冲锋探险以触破地雷,乡民闻此望风而逃。仅此数例,我们不仅略见北洋政府时期各地兵差种类之广及数量之大,也看到了军阀们征发兵差的凶残。

到国民党统治时,兵差较之北洋政府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表现为兵差种类增加、范围扩大、数量上增加得更多。据1929一1930年报纸上所记载,此期的兵差(骡夫、挑夫、兵丁)及钱币不计算外,其他所征派的实物已经差不多有100种,包括与衣、食、住、行有关的多种用品,甚至包括棺木、化妆品、海洛因在内。

这两年征发兵差的县全国达823个,其中黄河流域的省区负担兵差最重,征发兵差的地区达到全区的87.13%。国民党在抗战后发动全面内战,兵差则成为国统区内最为普遍的负担。

兵差是临时性征派,它无一定定额,一年有时有几次摊派征发,兵差数量之多令人惊骇。山东1928年度的兵差总数折合钱物竟相当于田赋正税的274%。1929年,非战区的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所负担的兵差相当于田赋正税的432%。战区的兵差更数倍于非战区,1930年4月至7月,河南商丘、陕县、柘城3县所负担的兵差相当于田赋正税的40倍。

三、其他收入来源

1、盐税与盐税附加

清代盐税原由地方征收,凡产盐或销盐均为入款大宗,对于该省地方财政收支关系巨大。以四川为例,清宣统三年(1911年),全省税收共为1730余万两,其中盐税630万两。民国初期,四川盐税年收800万元上下,1920年以后则每年的盐税收入高达1000万~1200万元左右。

按北洋政府的解款制度,各省以收抵支,以其多余上解中央。善后大借款成立后,盐税收归中央,盐余全部交财政部支配,各省失去大宗收入。于是,地方另辟蹊径,无视盐税条例规定,采取随盐附征的办法,向人民索取。1918年以前,仅有广东、广西、江西3省开始征收。

3省合计附征名目共17项,自1919年起,国内政局愈加混乱,中央政府控制力愈益减弱,地方附税蔓延到全国。截至1927年,据18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各种名称的随盐附征共计108项,广大人民群众不堪重负。

2、卷烟税

在北洋政府开征纸烟捐两年以后,各省又相继开征卷烟特税。最先创办特税的是浙江省。1922年11月1日,设浙江省卷烟特税筹备处,厘定章程,于1923年2月成立浙江省征收卷烟特税总局,并将全省划分为8个区域,各成立一个分局,自1923年3月1日开始征收。以后各省相继仿行,有名之为卷烟营业特税的,有名之为卷烟营业凭证税的,有名之为特种烟酒用户捐的,有名之为卷烟营业凭证税的,名异实同。

3、洋酒贩卖税

洋酒贩卖税首创于江苏,江苏境内有多处通商口岸及租界,洋酒来源甚多,在其省内得以畅销,本省产土酒所受影响也最明显。为适当平衡洋酒与土酒税负,江苏省决定开征洋酒贩卖税,1925年10月开始筹备,拟定《江苏省洋酒税暂行章程》及其稽征规则,于1926年2月1日呈准公布实行。

河南也于1925年12月拟定征收洋酒特种捐办法。自江苏、河南开征洋酒贩卖税以后,各地华商因经营土酒日益困难,纷纷上书要求北洋政府设法维持华商生存。全国烟酒事务署于1926年8月3日呈准公布《征收机制酒类贩卖税条例》,规定凡从外国运人及中外商人在华仿制的洋酒,均应征收机制酒类贩卖税。北伐战争爆发后,北洋政府所能控制的地区日益缩小,已呈摇摇欲坠之势,故许多省区未及实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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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医生谈精神病
「王医生谈精神病 」发表观点
2019-06-03

基本就是靠种植和贩卖鸦片,在当时,鸦片是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必须品,而军阀获取鸦片的成本非常之低,他们强迫管辖内的农民种植,以及低价收鸦片,如果不听从者,会受到重罚,所以这其中的利润可想而知。

而军阀们的混战,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争夺鸦片利益的战争,这可不是我说的,而是民国唐绍仪所说,他的原话是:“民国十四年来之数次战争,均为鸦片,故可称为十四年之鸦片战争。”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其实中国的鸦片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无论是孙中山先生的临时民国政府,还是后来袁世凯的北洋民国政府,曾多次发布过禁烟(鸦片烟)法令,开展轰轰烈烈的禁烟(鸦片烟)运动。

如果没有意外,祸害中国已久的鸦片,虽然不能保证立马消灭,但至少会得到缓解,但这一切努力在袁世凯称帝后灰飞烟灭。我们知道,打响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第一枪是由著名的爱国将军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

当时,与蔡锷将军一起发动护国战争的还有时任云南督军人唐继尧,他们先是在云南起事,然后挥军北伐。我们知道打仗历来是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但云南一直是个穷省,又怎能承担如此庞大的军费。

在此清朝时,云南依靠种植和贩卖鸦片获得财政收入,过得很好。但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为了响应中央的禁烟运动,云南开始大力开展禁烟运动,造成的结果就是导致云南财政收入锐减,又陷入贫困之中。

没钱根本不可能北伐,此时唐继尧建议暂时在云南采取开放烟禁的权宜之策,“设烟厘金,每百两收滇币五元,使鸦片运销和吸食合法化”,得到全军上下认同。就这样,民国初期轰轰烈烈的禁鸦片运动就此功亏一篑,西南地区鸦片吸食和种植又重新泛滥。

此后,云南在军政的指示上,不仅在本省大量种植、贩卖鸦片,还随着护国军的一起贩卖到四川。根据资料,滇军“屡运大批云土入川”,以济军饷,“滇省烟贩恃滇军包庇,结队而来,所过烟馆林立”,导致“滇省大宗鸦片充斥各地”。

护国战争之后,各省军阀陷入混战,除少数几个省份外,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一项关于13个地区种烟面积变化的调查显示,1914年—1919年,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到了1929—193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

根据1934年国联第18届禁烟委员会会议上的美国代表的发言,当年世界除中国外鸦片年产量为1770吨。当时中国的鸦片产量是多少呢?据当时中国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伍连德博士的估计,中国1930年的鸦片产量为惊人的12000吨,相当于世界产值的7倍。

当时的中国人口为4.74亿,但全国吸毒人口达到8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8%。鸦片毒品如此泛滥成灾的国度,又怎么让其他国家正眼相望。这一切直到新中国成立三年之后,我国才从摘掉了毒品大国的帽子,一起丢掉的还有“东亚病夫”这块老招牌。

参考文献:

历史的伤痕:民国史上长达14年之久的第三次鸦片战争

中国毒品史

图文绘历史
「图文绘历史 」发表观点
2019-03-27

民国军阀的军费从哪来?都有自己的门路,各显神通呗,像孙美瑶的临城劫车案、孙殿英的东陵盗宝案属于个例除外,军阀捞军费主要三个方面,一是向外国人借款、出卖国家利益获外国人扶植;二是压榨百姓,设立各种苛捐杂碎;三是自创副业,开矿圈地、垄断金融、控制市场等。

段祺瑞曾与日本签署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个条约恶劣后果远远大于“二十一条”!

举个例子,从1912-1927年北洋时期,各地军阀向外国人借款400多项,金额超过15亿美元,这是不完全统计,这些钱大部分用于军费开支,比如美国人直接给直系送钱送军火,还帮吴佩孚在在洛阳建飞行机械厂,张作霖、段祺瑞、阎锡山、张勋等都受日本人扶植,当年张勋复辟时,德国和日本争相援助,德国人给装备,日本人给钱。这些援助都是由铁路、港口、税收、矿石等各种国家利益换来的,甚至一间工厂、一艘轮船、一座城市都拿出去抵押,1918年日本强占山东,就是因为段祺瑞政府借钱太多不还,日本以此为借口。

民国时期,盐业、金城、中南、大陆称为北四行,是依附军阀的北方商业银行,图为天津盐业银行旧址。

有些省份军阀有矿、港口、工业等固定资产能换来钱,有些内陆省份太偏远就只能把嘴张向百姓,在自己辖区内毫无顾虑的增加赋税,比如1912-1919年,西南地区的田税增加了7倍,盐税增加了3倍,还有烟酒食品等商业税增加了3倍,印花税增加9倍,还有变着法的掠夺和蹂躏,比如四川梓潼在1926年就已经提前把税征到了1957年,这种敲骨吸髓的榨取方法,在军阀混战期间屡见不鲜,给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

汤玉麟,热河军阀,1929年征税征到1941年,辖区内指导种鸦片,盗取辽皇陵,无恶不作。

这些各地的督军、督办除了是军阀身份外,其实还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比如段瑞祺有8个煤矿公司,大量土地,冯国璋有盐业公司、金矿、银行钱庄,徐世昌在辉县除有5000亩土地,手里握着几个大企业,张作霖在东北圈了200万亩土地,还有大量垄断企业。此外全国的金融业都掌握在军阀手里,当时银行林立,有交通银行系财团、北四行集团财团、江浙财阀、华南财团等几个大的金融势力外,还有四川财团、山西财团等小型势力,这些资本家在经济和政治上支持军阀,而辖区内的债劵、投资放贷、税收等都由这些资本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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